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

乾兴元年真宗驾崩,在起草“遗诏”时,是否于命刘太后“处分军国事”上增一“权”字,《宋史》两处记载截然相反,《王曾传》称王曾坚持添入“权”字,而《丁谓传》却云是丁谓“增以‘权’字”。据当时诸记载,可知《王曾传》的说法源自王曾之弟王皞,但其说法并未为北宋中期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的史官所认可。本文通过辨析王曾、丁谓究竟谁欲于“遗诏”增一“权”字,揭示仁宗即位初年,王曾、丁谓政争之起因、过程以及其隐藏于文献记载背后之隐衷。     

明清时期舒城地区水旱灾害及其成因

明清时期舒城地区的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为主,以后期多于前期、水旱灾害交替出现为特色,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除了气候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外,过度开垦山岭、无序修筑水坝、圩堰所造成的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也是导致水旱灾害发生的重要方面。     

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

宋朝与高丽的“朝贡贸易”，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军事目的起主要作用，这种贸易反映了双方经济关系的基本面目。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

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与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

北宋初期是古代行政区划由“道”制向“路”制转化的关键时期，但有关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的史料少且分散，甚至不多的史料中又时见矛盾、舛误之处，因此，治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史者对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变化问题颇有分歧。文章将目前能搜集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辨析，再次论证了自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长达四年期间，两浙东北路改称的两浙路并“兼总”两浙西南路之推断是不可靠的，而两浙东北路改两浙路的时间当在雍熙二年两浙西南路改为福建路的同时或相前后，并对宋初建、南剑、汀、常、润诸州的改属问题进行了考证。     

宋初武臣子弟应举入仕论略

宋太祖、太宗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兵变频仍的历史教训,大力推行"兴文教、抑武事"政策,通过科举考试延揽文人学士入仕为官,促成了两宋时期"尚文"之社会风俗。在此大背景下,宋初不少武臣子弟也纷纷弃武从文,应举入仕,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宋朝"崇文"的社会风气。     

南宋后期部授书院山长制度考略

书院山长即主持书院教学、院务者,所谓书院“教养之事皆隶焉”。两宋时期,一般设置于官办书院,由州县官署聘任名儒学者,或由州县学官兼任,至南宋末年始由吏部“注差”,使书院山长正式成为宋朝职官系统中之一员,即成为朝廷命官。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本文对上述有关王安石的若干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