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论朱熹鬼神观兼及江户儒者的质疑

在朱子学的理论构造中,有关鬼神的论述涉及“鬼神主乎气而言”和“鬼神以祭祀而言”两大论题。朱熹极力主张“两样鬼神”“不是二事”,而这一命题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学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那么“两样鬼神”何以“不是二事”呢？首先,从《乐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观点出发,“鬼神即是礼乐道理”,此点结合《礼记》《易传》的相关论述,可以窥看天道与人道是如何沟通的;其次,就朱熹“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之说,祭祀之时求阴求阳、诚报气通,人神“合莫”而绝非假设;最后,从东亚儒学视域出发,日本江户儒者对“两样鬼神”“不是二事”之说有所解构。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道本于天道,人伦基于自然,故“神道设教”被诠释为神妙之道,即礼乐之道,即天地自然之道。然而对于这一观念,自江户中期以来如荻生徂徕,则将其理解为绝对的宗教信仰,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朱熹的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朱熹出身在一个衰败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父亲朱松深受二程理学的熏陶。朱熹从小在父亲的教育下学习儒家经典,也涉猎一些其他书籍。他后来回忆说:“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14岁时,遵从父亲遗嘱,拜当地名儒胡宪、刘子翚和刘勉之为师,其中“事籍溪先生为最久”。籍溪即胡宪,古书记载他既“会悟程氏之说”,“又好佛、老”。朱熹受到他们的悉心教诲,“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二”考论——天人大美、反道学、风情爱欲之撰及其文学影响

“■二”即“虫二”之说出自清禇人获《坚瓠集》载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风月无边”,祝枝山别解为嘲“妓湘英”为“虫二”,堪称当时汉字文化爆出的一颗新星。“虫二”的直解当回归“风月无边”,乃天人大美之赞,传用至今;而“风月无边”原为朱熹赞美周敦颐的准道学名言,但其主词“风月”才是“虫二”的原本。“风月”自古义涉相思、声色、风骚、风情等项,故唐匾祝释都有反道学倾向和讥刺朱熹之意。“虫二”的诞生及其在作家创作中上接《庄子》“之二虫”、《诗经》“虫虫”、《搜神记》“虎名大虫”等等,形成由“虫二”所吸附之文化“统一场”,进而影响当时和后世《金瓶梅》《桃花扇》《红楼梦》等有多种多样“虫二”“二虫”等演绎的描写,至《红楼梦》乃为“虫二”写风情爱欲的巅峰之作。但是“虫二”至今未被收入《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希望修订时能予补入。     

论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创作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诗人。他的诗在当时以及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获得不少人的好评。苏东坡说他“瑰玮之文,妙绝当世”,罗大经、吴之振等称赞他的诗能“自成一家”,刘后村尊之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连道学家朱熹也说:“山谷诗忒(太)好了”,而田雯、王渔洋和方东树等更许以“凌跨百代”,“独步千古”,可以和杜甫相媲美。但也有些评论家如张戒、王若虚、胡应麟、钱谦益、王应奎等把他贬得很低,甚至斥之为邪门歪道。确实“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解放以后,虽曾有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是朱熹、张栻围绕二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对朱熹、张栻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同时代学者看来,朱张两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难分轩轾,因而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朱子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后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是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并在元明清时期通过不断的重复变成被大多数士人学者所认可的“事实”,为朱熹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佐证。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 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 他作 《皇极 经世指要》, 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并以 “六十四卦方数图” 阐释该图中的先天 学, 以 “经世衍易图” “经世天地四象图” 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 又以 “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 与 “经世 四象体用之数图” 概括先天学。 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 发挥有明显的不同。 他的见解推动 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 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北山先生何基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路径

何基的学术思想在于“严守师说”,即严守朱熹天理论的核心思想,而其学术路径主要在于苦读“四书”,并博采众长、吸收众说而融会贯通。何基吸收了张载的“理”“气”说的合理成分,用“格物致知”方法作“形上”“形下”的分析,并继承了孟子、程颐、程颢的思想观点,融会贯通构建了自己的“理”之本体论。同时,何基继承朱熹哲思与诗思兼融的学术路径,并对弟子王柏进行了学术路径的传授。     

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兼与朱子《大学章句》比较

作者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哲学家李材的《大学》改本 ,并将其与朱子的《大学章句》做了认真比较 :按照朱子的理解 ,则《大学》一书的基本结构应为 :三纲、八目 (经 )———三纲释、八目释 (传 ) ;此“三纲八目”结构成为一种“典型”。此后数百年间 ,人们在阅读、理解《大学》时 ,无不受其影响。李材的《大学》改本则对此有所突破 :李材以其“止修”学说为基础 ,提出了一种以“知止”、“修身”为中心的 ,全新的《大学》义理模式。李材改本为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大学》一文提供了新的视角 ,值得予以关注     

《笥河学士诗集》的编纂与流传

《笥河学士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其次子朱锡庚编纂而成。朱筠1781年去世后,在1781年到1801年这二十年间,朱锡庚不断搜寻朱筠的遗稿,到1803牟朱锡庚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笥河学士诗集》。完成后,《笥河学士诗集》由朱家子弟递藏,后被朱柽之收藏,后又流于日本秃庵手中,最后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至今。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康有为视界中的陆九渊

康有为早年尊崇朱熹,后来转向陆王。他认为,陆九渊传孟子之学,作为孟子心学的传承人,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人物,并对陆九渊心学的内容、陆学与宋学的关系、陆九渊及陆学在宋学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予以厘清和思考。康有为对陆九渊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意趣相契合,而且浓缩着对朱陆关系以及整个“宋明学”的态度和评价。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陆学观既提供了一种解读陆九渊思想的样式,又提供了一面呈现康有为心路历程和哲学理念的镜子。     

朱熹论修身

朱熹的修身思想是其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继承了孔孟儒家的修身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发展,通过注解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把修身与穷理联系起来,而具有新时代修身思想的特征。朱熹在重视和提倡修身的同时,亦强调把修身落实到笃行上,主张修身之要在于实际去做,而非空谈心性修养。朱熹的修身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村落选址及其风水景观模式

风水是中国一门独特的文化和学说。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质是追求理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趋利避害是风水的普遍原则,中国传统乡土聚落立村选址、营宅造院都遵循着这一原则,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因此传统村落中所体现的风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研究其合理含义,能让风水思想在当代乡村转型期的村镇建设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