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皖江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皖江城市带是国家为了振兴中部地区而提出来的。安徽省的发展很大程度要靠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而皖江城市带作为安徽省发展的排头兵,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却非常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理念、人才、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制约。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振兴皖江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相关对策,以期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从而振兴安徽、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形势分析及趋势预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稳定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结构的转型。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稳定增长时期,但更多地表现为规模和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特征,"半城市化"特征明显,对城市化的关键性制度约束仍然存在,城市化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在发展上需要全面提升城市化的发展质量,深化城市化发展关键领域的制度创新,推动中国城市化实现绿色发展方式转变。人口发展质量是城市化质量的核心和根本目的,产业发展质量是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动力,空间发展质量是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保障。     

高校优秀班级建设的思考——以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优秀班集体建设为例

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在本科生班集体建设的过程中，一直以学校的育人标准为中心，将班级成员的个体发展作为目标，根据各个年级学生的阶段性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活动，充分整合和利用学校、院系及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源，注重工作方式、总结工作方法，为建立高校优秀班集体做出一系列思考，使各班集体进入良性发展。     

为“爷爷大学生”求职叫好

3年前62岁的浙江考生邹伟敏被上海医疗器械专科学校破格录取为进修生。今年,“爷爷大学生”邹伟敏毕业,作为中国取消高考年龄限制后的首批“高龄考生”,邹伟敏选择了登广告求职,想留沪工作,月薪1500元。     

卢曼的生前与身后

1992年，英美法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哈特去世，留给他的对手，另一位伟大的法理学家德沃金，一篇字斟句酌的辩论文章《哈特（法律的概念）的后记》。老当益壮的德沃金不顾“死者为大”的人之常情，反而“乘胜追击“，在哈特去世12年之后，发表长文对哈特给予整体性的抨击。以常情常理来看，老德沃金这种近平“鞭尸”的行动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我国城市专业大市场发展研究——以安徽省芜湖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商贸流通行业快速发展,一种新型的流通业态——专业大市场出现了。专业大市场是一个集聚生产、流通以及交易的平台,它的出现使得商业发展更具活力。芜湖市作为一个新型的开放城市,其商业发展非常迅猛,专业大市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经济实力,但由于这种业态出现时间较短,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如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管理理念落后、物流能力跟不上等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一些针对性措施,以期完善专业大市场建设,使其在商业流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在适应"入世"挑战的过程中,完成了重返世界体系、转向市场经济、推进法治进程、改变封闭国家观念、转变传统诉讼观和政治法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得以重新理解WTO的性质、作用和当代趋势,认识到WTO是一个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是一种宪法性构造物,具有规则导向和司法治理等特征。这一新型的国际组织,既是世界体系的产物,也是这一体系变动的风向标。"入世"十年,中国、WTO和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变,中国调整战略变得十分必要。这种战略应包括四种转变,即从"经济入世"转向"法律入世",从"开放推进改革"转向"改革推进开放",从具备实力优势转向兼具道义优势以及从随机应对转向积极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