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中的乡镇财政——10省区20乡镇的调查

乡镇财政普遍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财政，乡镇政府的运行就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衍生的行为特征。90年代中期，在宏观方面分税体制的影响下，乡镇财政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的乡镇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由于财政体制本身的变迁，也由于经济结构演进，乡镇政府的财政活动空前复杂。因此，研究乡镇财政的难度非常之大。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多上一年幼儿园对提高学业成绩更有帮助吗?——基于贫困地区农村学前教育的研究

本研究对象为贵州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23 776名儿童，对其从学龄前(4岁)到四年级(10岁)进行追踪研究，采用线性模型、离散模型和多项倾向得分加权匹配(MPSW)等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变量、干预与长期效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接受过3年“一村一园”教育的儿童和接受过2年“一村一园”教育的儿童在刚进入一年级时，语文、英语和数学方面的成绩非常接近，落后于接受过县公办幼儿园教育的儿童；到了三、四年级，接受过3年“一村一园”教育的儿童已经努力赶上了接受过县公办幼儿园教育的儿童，接受过2年“一村一园”教育的儿童与接受过县公办幼儿园教育的儿童的成绩差距不断扩大。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儿童多接受一年的学前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长效的学习能力，消减长期的淡出效应。     

社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备受关注,养老方式的选择将影响养老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北京市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方式的现状及其发展态势,使用回归分析考察了老年人意愿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备受青睐,尤其是中等收入的老年人更偏好于社区养老。建议养老资源更多地向社区进行配置,促进社区居家养老的快速发展。     

环境与人类发展:一个文献述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只是从生态可持续和经济发展可持续的角度考量环境问题。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对环境的价值进行了讨论,并对工业化、国际贸易以及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述评。     

如何解决农民工住房这个棘手问题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最重要且难度最大的是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问题。当前房价远远超出农民工的购买能力,且通常人们认为城镇住房还受到耕地总量的硬性约束。我们通过对国外经验和对国内城乡居住用地的分析,发现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与保障耕地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只要坚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方针,实现生活空间置换,我国耕地总量会不降反增。以此为理论前提,我们建议通过扩大城镇居住用地供给、抑制投机、实行以宅基地抵偿部分房价、完善公租房等政策手段,解决现有2.6亿务工人口及未来更多进城     

经济发展中的小经济问题

小经济的背后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问题,它在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业以及国家垄断经营行业中尤为突出。其存在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公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还未真正落实到位。小经济对国民大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解决小经济问题应利用现代公共治理理念规范政府行为,利用统一的税收和财政支出规范并调节政府各部门的利益;赋予公民监督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在垄断部门适当地引进市场竞争,使之更好地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