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分新法学理论对构建我国反垄断法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思想及于对西方反垄断法的指导意义出发,探讨其对我国构建反垄断法的意义。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论渤海特别法的构建——以康菲溢油事故为视角

20世纪80年代,鉴于渤海地区的污染日益严重,有学者提出尽快建立"渤海海洋管理法律"的倡议,然而,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立法来规范渤海环境治理。2011年6月渤海特大溢油事故的发生,加速了渤海污染的严重性,也暴露了渤海环境事故预防与处置上的诸多问题,渤海立法迫在眉睫。因此,在介绍渤海特别立法的背景及进程的基础上,以康菲溢油事故为视角提出渤海特别法的构建设想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借鉴外国相关立法经验并结合渤海地区实际情况,切实提高渤海特别法的执行力与可操作性。     

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干预

对利他主义救助进行法律干预,应着眼于提高救助收益或降低救助成本。可以设想的法律对策主要包括:设定关于利他主义救助的法律义务,对见危不救实施惩罚;为救助行为提供法律保护,包括减免救助人因疏忽大意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加重被救助人起诉救助人时的举证负担,以及惩罚被救助人的诬陷或讹诈行为;赋予救助人赔偿请求权,或由政府给予奖励。分析表明,赋予救助人以求偿权不如由政府奖励救助行为;对救助行为提供法律保护优于为救助行为设定法律义务。     

我国海上执法体制有效运行的困境与出路

海上执法体制是我国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执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海警局作为我国海上执法的主体力量,其优化整合对于完善海上执法体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目前海警局面临着机构设置的法律依据与行政合法性原则不尽相符,行政层级与职能范围难以有效契合,外事经验难以满足国际海洋事务快速发展需求,原有分散海洋执法模式制约统合执法模式成熟等困境。促进我国海上执法体制有效运行,需要坚持渐进式改革与跨越式发展相协调的基本路径,明晰海警局的定位和职能,合理设计海警局内部组织结构,使海警局在执法实践中做到内外统筹并举,以海警局的有效整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既是指导我国健康发展的理论,也是使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法应当承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任务,把完成这一任务作为立法目的。接受"和谐目的论"就应对"环境行为"、"环境损害"、"环境影响程度"等努力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     

回顾与展望:冷战后的台日关系

冷战后的台日关系经历了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三个时期。李、陈时期从"台独"政治需要出发,在对日关系上,政治上谋求突破"七二体制",安全上谋求缔结军事同盟。马英九上台后,政治上回归"九二共识",安全上拒做"麻烦制造者",基于主流民意和民族认同,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作为政策的优先方向,同时强调与日本的"特殊伙伴关系",台日关系由"结盟"走向务实合作。本文的视角立足于冷战后台湾当局的对日政策,据此考察分析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的台日关系。     

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     

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郝经“用夏变夷”的思想和实践

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顺利传延,虽然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非常重要,但如果忽视人在其中的因素,则无法对该问题完全解释。选取该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郝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深入分析,发现汉儒在少数民族优势地位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其反应,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及实践对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