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文化对宋代文人画的影响

竹文化在中国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的文人墨客、士大夫对竹子情有独钟。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竹子的生长特征被拟人化,竹子的精神进而升华至道德、精神层面,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竹文化”。文章拟从竹子对宋代文人思想的影响来论证竹子对宋代文人画的重要影响,文章以文同画竹为例进行分析。     

“共情”思维在环保舆情应对中的应用

近年来,国内环保网络舆情呈现出数量多、热度高等特点。环境保护与民生紧密相关,网民的"共情"心态、民众普遍对他人遭遇的环境问题或困扰感同身受,是环保网络舆情高发的重要因素,也是官方处置此类舆情的基本语境。官方在环保舆情应对中同样需要具备"共情"思维,理解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环境的情感,在网络理政的制度下主动为民众排忧解难;并宽容、体谅他们在舆论监督中存在的情绪化表达、信息失真等情形,且通过有效路径避免这些现象出现。     

预言、命运以及反抗的悖论--《奥狄浦斯王》与“褒姒亡国”之叙事比较

《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故事在中国与古希腊各自的文化背景中都有深远影响。后世文学史家、批评家分别对它们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与阐释，但少有人从比较的角度对两个故事进行研究。客观地说，两篇故事就其叙事方法和潜含的无意识心理等方面有较强的可比性。通过探究《奥狄浦斯王》和“褒姒亡国”的叙事模式、人物设置和矛盾冲突等方面，发现两个故事具备极为近似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并基于此，探讨出东西方民族对命运及其反抗的共同心理态度和其他相通的文化信息。     

中国文艺美学之“艺道合一”说

作为宇宙间万物自然的生命原初域,"道"乃是万有大千生命之源,是生命内在活力之所在,也是生成与构成"美"的基元之域。由此出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推崇创作活动中"触目‘道’存""与‘道’合一"。文艺审美境域营构讲究"艺道合一",追求"意在言外",崇尚"油然而然""自然天成",推崇心物交融、人与万物一体;主张文艺创作活动中将人的性情、志趣赋予万有大千,强调文艺创作者个人的修养、性情,注重心性与景象融合、"艺""道"合一,"道以艺显""艺以道真"。认为创作活动之妙,在于或寄情感,或吐心声;或象征,或比兴,或言志,或寓意,物我合一,意象一如,情景相交,心物融合,"道以艺卓""道艺互通""艺道相融""艺道一体"。     

《嘉绒译语》中的嘉绒话音系及其注音特点

《嘉绒译语》记录了清代前期的嘉绒四土话,通过其中的藏文和汉字注音可以大致归纳近300年前嘉绒话音系。《嘉绒译语》中藏文和汉字都有给嘉绒话注音的功能,均不容忽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论明代文学休闲化转向

明代文学发展流变的重要表征是以小说、戏曲和小品文为代表的休闲性文学的大繁荣，而休闲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现象，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意义深远。本文将明代文学的这一重要流变放在休闲美学的视角下，从遣怀自适和休闲娱乐的角度阐释明代文学的转向，将文学类型的历史变革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结合，加以重新审视，还原休闲美学精神对明代文学转向的重要价值。     

试析新古典主义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演化——论学衡派、梁实秋等对新古典主义的引进与中国化

新古典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思潮,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中处于边缘性地位,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新古典主义思潮通过与主流文学形态进行坚决的论战,奠定了其在当时文学流派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这样一道大门,即那些坚持中华古典文化的学者和文学家可以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民族危机下寻求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来进行民族文化的改良.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