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麦金太尔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几点误读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祛魅”式解读。他认为卢卡奇片面化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走上“理性意志论”的歧途,臆想出一种脱离具体革命实践的“理想的无产阶级”,产生了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神化”幻觉。纠正麦金太尔对卢卡奇走向马克思实践哲学道路的认知偏差,就能明晰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逐渐产生疏离感的真正原因,从而证明《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阐发,有助于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特征与发展趋势作出清醒的自主判断。     

精准扶贫中“为官不为”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路径

当前精准扶贫领域暗藏"为官不为"这一隐形腐败。从形成机制分析,"为官不为"是政府功能运行碎片化、考核机制形式化、激励结构失衡化和监管机制软约束共同耦合作用的结果。规制"为官不为",实现精准扶贫,关键在于构建基层公职人员权责清单制度、创设监督问责机制、完善考核机制并设置高效独立的廉政监察制度等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公职人员在新常态下"为官有为"。     

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经历了引进、述评反思与本土化探索、理论体系构建三个阶段,存在着出场语境的被动性、研究路径相对单一、对高等教育哲学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展望未来的高等教育哲学,应进一步加强本体论研究,以问题为基点拓展研究范畴,跨越学科边界以实现理论的超越与创新,协调好研究过程中的几对关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哲学的功能。     

技术文化:事实与价值双重领域的结合体

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叙述中,“技术文化”这一专门概念的提出具有自觉性、实质性和全局性,承担着基础性的、核心的解释功能.对技术文化的合理性诠释,克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合理性问题理解中的偏颇,站在辩证理性的立场上,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角度,促使社会制度合理化与行为合理化.     

太行抗日根据地荣退军人安置工作探析——以黎城县为例

抗战时期,为解决根据地人民负担较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大力实行精兵简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妥善解决荣退军人的安置问题。在对荣退军人的供给、组织管理的过程中,太行抗日根据地各县政府、荣军管理委员会、区公所及村公所各方共同努力,帮助荣退军人解决日常生产生活问题,努力改善其与干部及群众的关系,并进一步发挥了其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虽在这一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但毫无疑问已将安置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对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提高军人威望,坚定士兵抗战决心,维系抗战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笔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国内矛盾和面临的国际形势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理念,以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九大报告重申了这一理念,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这一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对之做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何按照中共中央部署,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真正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我们当前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下面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推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提高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觉性和实践能力。     

基于AHP法的农民发展评价体系建构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发展评价体系建构的四个维度,并尝试运用AHP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这一评价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客观认识和把握我国农民发展的现状,为针对性地促进农民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