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日本协同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举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战后粮食供给极度匮乏,粮食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农户开始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结果是粮食产量增加的同时,却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给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日本政府决定转变农业发展理念和方式,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推广“环境保全型农业”,采取了创新组织机构、坚决依法推进、确立技术及类型和注重“产、官、学、消”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的策略,为环境保全型农业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日同属东亚小农经营体制,两国农业在发展轨迹上具有一定的类似,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在推进自身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发展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健全法律体系,坚决依法推进;提高农户经营能力,培育现代农业接班人;打造各界参与、多方联动的协同推进运行机制。     

试论我国高校民族学生和谐关系的构建

影响我国高校民族学生之间和谐关系的因素主要有民族的自然属性、各民族之间历史上的交往、目前我国所处的特定阶段、境外因素以及学校自身管理等几个方面。和谐的民族关系将为校园与社会的和谐建设、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我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带来诸多积极影响。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民族知识教育、创新日常管理制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是构建这种和谐关系的基本途径。     

太阳的"陷阱":青少年QQ挂机的网络心理初探

自2004年底以来,QQ挂机"风潮"在我国青少年当中越刮越热,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和思考.为此,笔者就QQ挂机的缘起、影响以及青少年QQ挂机的网络心理进行剖析,并对如何应对青少年QQ挂机热潮提出了对策.     

"科学精神"是什么——杜威"科学精神"之解读

杜威的哲学思想体系里面体现了西方历史文化所特有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是受到近现代哲学理性主义和近现代自然实验科学发展的影响而形成,是近代科学实验精神在其哲学思想领域的反映和表现.杜威科学精神包含四个方面理性精神;求真精神;求实精神;批判和怀疑精神.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网络中心性水平提升,该国国际证券资本（净）流入将受到抑制;抑制作用的机制通过影响股票和债券的国际投资得以实现,次贷危机期间及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抑制效果更趋明显;抑制作用的强弱受各国的股市波动率、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贷款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套利因素将促使资本经由处于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流到边缘国家。我国应结合贸易网络中心优势产生的外部影响力和控制力,优化政策体系,提高国际证券资本配置效率。     

伊壁鸠鲁哲学思想对学前伦理教育的启示

学前儿童伦理教育是启发学前儿童进行伦理思考,形成伦理意识,掌握伦理规范,发展伦理关怀的一门交叉性学科。伊壁鸠鲁作为希腊化文明时期重要的伦理思想家,他主张的以幸福为目的的伦理学、以感觉作为认识途径的准则学和推崇正义与友爱的朴素社会契约论等诸多思想对学前儿童伦理教育目的的确立、途径的探索和内容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等教育治理的规约机制

高等教育是具有多重利益格局的复杂系统,高等教育治理具有特殊而复杂的规约机制。规约机制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按其功效可分为四种类型：规范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协调机制。规范机制重视契约的作用,通过政策法规、大学章程以明确彼此的权责边界;动力机制解决的是主体性问题,可使高等教育治理更为有效,在组织决策和目标激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保障体制力求通过多样化的资金投入和明确的责任制以保证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协调机制通过分权制衡和多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来减少违约风险,通过缓冲组织以减缓利益冲突,并加强高等教育与政府、社会的联系,增强高等教育的适切性。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复仇意识是鲁迅独特生命气质与存在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反抗非正当的生命境遇确立其作为人而非奴隶性存在的证明,也是鲁迅意欲构造国人新的精神与人格的切入路径之一。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叙事,复仇被纳入其中。鲁迅的革命叙事一方面是书写革命运动被造反、个人复仇等动机混淆造成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呈现高渺的革命理念在真实的牺牲之痛与仇恨感、虚无感中的坠落。鲁迅在自然论与道义论叙事眼光之间犹疑,其革命叙事所呈现的道德困境和悖论正是后起的革命文学所用力弥合之处。在鲁迅的革命叙事中被点到为止的“处境的劣,即道德的善”命题,被后起的革命文学组织成为其革命话语的一部分而被权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