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变革的伦理问题何以产生

大数据技术变革导致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必然有自己的新伦理问题。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透明的时代,必然导致隐私无处藏躲;大数据意味着大价值,大数据利益相关者之间难免存在利益矛盾;大数据能够充分利用相关关系来预见未来,大数据意味着大预测,我们的未来可能会被大数据设计和选择;大数据时代实现量化一切,但是可能导致数据独裁;大数据作为一项综合技术也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异化。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是"须臾难离"。     

试论构建低碳经济文化软实力

低碳经济具有经济性、技术性和目标性三大特征,而低碳经济文化的演变却经历了自然中心主义碳文化、亚人类中心主义碳文化、人类中心主义碳文化和生态整体主义碳文化四个阶段。构建低碳经济文化软实力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丰富和重要补充,将引领经济发展理念、价值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使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的复苏,产生潜在的和巨大的"绿色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从价值取向、战略举措、科学理念、教育体系等方面构建低碳经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公共治理中的意识形态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

公共治理的目的是运用公共权力去引导、规范和控制公众的各种活动，运用公共权威维持政治秩序，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由于公众的经济人理性不完全性，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和公众博弈，以维持保卫公共系统的存续。意识形态通过其无微不至的“观照”面孔和修辞技艺来形塑和开拓政治格局，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诱发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偏好。意识形态的供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功用。     

家庭农场生存与发展的几大限制与破解

家庭农场是政府选择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激活农村经济基础的有效形式,但是家庭农场的生存与发展存在多重限制。应破除家庭农场进入的身份障碍,赋予农户家庭选择的自主权;破除家庭农场发展的规模限制和政策限制,明确家庭农场发展导向;破除农地分散细碎化束缚,让家庭农场发展张弛有度;破除错位的农业补贴政策限制,弥补政策对家庭农场公共政策的缺位。     

以“红色走读”活动坚定大学生党史自信的理路探究

“红色走读”活动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在党史自信培育中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增强大学生党史自信培育的说服力和实效性。文章在分析“红色走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开展“红色走读”活动要拓展师生的有效参与和实质参与，提升活动内容和形式的个性化与创造性水平，推动活动过程与结果“走心”“走深”“走实”，推进成果汇编与宣传展示常态化和长效化，健全“红色走读”活动的条件保障机制，实现大学生党史自信培育的扩容、提质、增效等坚定大学生党史自信的路径。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理论既是在理性人对自我利益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也是在政治人客观的社会认同需要、自我价值展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共和主义的公共利益目标,共和主义建立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实现机制,即通过榜样示范,促进公民美德的发展,提升全社会增进公共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通过责任政府,建设合作社会,多种机制共同促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提升公民身份的含金量,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共和国事业和公共利益的认同。通过论辩与协商沟通民意,提升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群体事件的精准治理

在小数据条件下,群体事件治理存在着预防不够精准、处置不太科学、追责相对模糊、难以避免反复等困境。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全面、快速、准确的数据信息,为实现精准治理奠定了基础。以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追踪为基础,从数据信息中获取群体事件发生的蛛丝马迹,通过数据分析探讨群体事件行动的基本规律,以数据追踪来判定群体事件中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建立群体事件的数据化预警机制、处置机制和追责机制,能够实现群体事件的精准预测、科学处置和依法追责,从而全面实现群体事件的精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