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动态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拔靴滚动检验方法

本文利用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和分样本滚动窗口检验方法检定中国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利用中国1949-2013年度数据,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中国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而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检验自回归模型参数稳定性的结果表明用全样本数据估计的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量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并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在整个样本期间并不稳定。这意味着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并不可靠。随后利用拔靴滚动检验来求证两个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以30年作为一个滚动窗口,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1992年间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对碳排放有微弱的正面影响,从1999年到2001年城市化开始对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年份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1980年到1988年期间,碳排放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碳排放对城市化有正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样本期间内,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管理层民族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不同因素作用下,民族多元化会对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以竞争强度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包容性为调节变量,分析管理层民族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层民族多元化通过竞争强度间接影响企业绩效,影响程度取决于环境包容性。在高包容环境中,管理层民族多元化使企业更能有效竞争,进而取得更高的绩效。     

民族地区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及趋势预测

使用PVAR模型和VAR模型,从经济、社会、能源三个维度,分析1997～2015年民族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P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耗量;与结构型指标相比,数量型指标对民族地区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更显著。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进一步证实,结构型指标是未来民族地区碳减排的关键驱动因素,且作用强度逐年增加,但不同省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路径和贡献强度存在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其碳排放的重点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建立低碳发展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