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读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诗歌表达了欧洲 19世纪初期最先进的思想。雪莱被誉为“从头到足是个革命者”(马克思 )和“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 )。他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赋予古希腊神话以新的活力。整个诗剧象征着未来的社会变革 ,表达了诗人反对专制统制 ,反对宗教迷信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雪莱不愧为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政治发展趋向

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发展曾呈现出集权与专制、合作与民主两种不同的趋向并存的局面。这虽然看似相互矛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二者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决定了它们不可能长期和谐共存。抗战中后期,集权与专制的趋向已明显超过合作与民主的趋向,在国统区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和激化,从而导致了两场民主宪政运动的爆发。这两次运动虽然最终皆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反映了合作与民主在整个抗战期间仍是国统区政治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向,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传略

托马斯·杰斐逊被称为美国的民族之魂．他前后有60年的时间都在为美国的政治奔忙。他曾在上帝的祭坛上发过誓言：“永远反对一切对人类心灵暴虐统治的专制形式。”这句话概括了他曾经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信仰与精神。后来．这句话被镌刻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斐逊纪念碑上，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约稿启事“政治生态叠代背景下领导权威理念和维护方式的错位及厘正对策”专题研究

当前,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叠代性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权力制衡得到加强,权责关系趋于平衡,民主和法治氛围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领导观念、人治的领导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都还有顽固的影响,表现在领导权威问题上,就是把权力当权威、把职位当地位、把职能当资源、把管辖范围当领地、把下属当仆从、把任用干部当个人恩惠等,从而顾盼自雄、不可一世、颐指气使.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正当性的自我生产——侧重晚清民初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型

近世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教结构的解体,但是在新结构的生成路径上,两者的走向却大相径庭。欧洲在宗教改革造成"教"的分裂后,各国官僚借助民主话语重塑自身正当性,生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力。政教体制虽然被放弃,但基督教仍可大体维系民间秩序,两种权力模式之间基本相安无事。中国晚清士人以个人本位的欧式民主为基准,将政教相联、治道分离的本土政治秩序视为专制。但在反专制的进程中,传统治道分离的思想体系被改造成政教合一的新结构,政治话语从"反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继而又转向"反专制",政治实践中政府却得以借助民主和科学话语进行正当性的自我生产,并不断面向民间扩权。话语和实践的多重裂变、调适和重构,塑造了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基本悖论,即反专制话语始终占主流的近世中国却生成了一个更集权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