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概念考察及其启示

作为新古典主义管理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以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审视人类行为,据此提出的决策理论推动了20世纪管理学的发展。其倡导的"有限理性"与"满意解"在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依然具有解释力。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有发展过程的概念理论,反映出西蒙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1947年版《管理行为》、1982年斯坦福演讲《人类活动中的理性》、1997年版《管理行为》依次体现了西蒙对有限理论概念从提出到丰富的三阶段:为有限理性正名、探讨人类活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对有限理性再阐释。阐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能为理解西蒙的理论框架补充一个纵向的维度与历史的视角。     

“宗教的秘密”与人的“救赎”——《神圣家族》对一个普通女人命运的思考和透视

长期以来,马克思被诠释为一个无神论者乃至反宗教的斗士。然而,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到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就会发现,他与宗教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玛丽花命运的分析,把"宗教的秘密"与人性的现实联系起来,致使他的讨论既与宗教关联,又不囿于宗教,而是突破和超越了宗教的视界,同时又达到了新的现实高度。他的思路也与青年黑格尔派站在思辨哲学的立场上所进行的评判形成鲜明的对照,体现了马克思宗教批判和社会分析的客观、真实和深刻。     

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人性与和平——墨子和平思想的当代价值

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子学说是与儒家学说并立而行的两大时代显学.我们今天仍不断地从墨子的思想中发现东方古老的和平智慧.墨子的和平思想与他的人性理论密切相关.墨子用人性恶解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必然性,而将人性善看作是和平的伦理学基础.人的善良本性唤起人的良知良能,使得人们之间“兼相爱,交相利”,遵行和平共处、友爱共利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友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尊重和互利的关系,实现永久和平.可见,墨子是从“所染”、“兼爱”、“非攻”、“天志”等篇所阐述的道德哲学角度,演绎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国际交往伦理规范,与康德所奠定的国与国之间实现永久和平的法治规范相映生辉,同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理想的普遍理性基础.     

经济共和主义视角下的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批判

亚当·斯密强调人性自私,公共利益是个人竞相追逐自我利益的副产品。亚当·斯密建立在市场自发性基础上的公共利益理论是以完备的自由市场为前提的,公共品和非市场性相互依赖,缺乏政府的"非支配"性干预,即使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也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失灵可能源于垄断性的强制权力,也可能源于民主政治竞争。经济共和主义是应对政府失灵的办法。经济共和主义强调以自由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机制保障上的作用,促使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利益。经济共和主义才是亚当·斯密公共利益逻辑的基础。     

论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责任要件与风险防范

捐献骨髓的允诺也构成了一种有限的义务,它不能强制履行;违背义务也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非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对共同善的普遍伤害。能够成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是义务的道德,捐献骨髓属于愿望的道德,不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责任的影响和限制,并在某些条件下转化赔偿的主体。考虑到人所具有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性事实,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的医疗风险来认识,并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降低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