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对金融周期影响时变机制的实证研究

在关于货币政策影响经济主体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影响金融周期波动机制的研究中,基于风险承担渠道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区别于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货币政策实际采取的立场,文章基于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探讨了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对金融周期波动影响的时变机制.滚动回归的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对信贷波动反应的敏感性主要影响金融周期的波动,但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基于信贷视角观察金融周期波动时,货币政策信贷敏感性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敏感性对金融周期影响差异较小;较之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对信贷波动反应的敏感性在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对金融周期波动的影响更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随时间扩大的趋势.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了货币政策通过政策反应函数渠道而非以往研究中较多关注的狭义风险承担渠道影响金融周期波动的事实,并构建计量模型对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渠道影响金融周期波动的时变机制进行了详细刻画.     

塔里木河流域绿洲生态水权价格计量研究

缺少绿洲生态水权价格成为塔河流域制约绿洲生态水权分配、挤占绿洲生态水权归还及其经济补偿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塔河流域绿洲生态水权价格的内涵,然后确定其计量方法和模型。塔河流域绿洲生态水权价格计量结果表明: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绿洲生态水权价格计量可作为塔河流域绿洲生态水权价格直接计量的一种方法。塔河流域绿洲维持生态水权价格为1.16元/m3,绿洲维持恢复生态水权价格为2.61元/m3,三源流和干流上中下游绿洲生态水权价格呈现一定差异。这成为塔河流域绿洲生态水权价格与挤占绿洲生态水权经济补偿确定的参考依据。     

自我他者化：边地影像的诗学过渡与平等悖论

“边地影像”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纪录自身的非虚构创作。在朗西埃“可感性的分配”美学理论视野下，边地影像体现了题材选择的一视同仁和人性的解放，以平等维度的引入开拓了其艺术与政治价值。透过“自我他者化”的艺术操作，它改变边地的可感性的分配秩序。“客位视角”到“主位视角”和“参与拍摄”到“独立创作”的过渡所释放的乡野表达，成为评测其诗学力量的关键质素。同时，围绕“差异性”展开的影像再现常常导向“微小差异的自恋”,并在言语的过度中营造了某种“圣化构想”，进而使其差异政治悖论性地生成了新的可感性不平等。     

高含水期油藏层间压力结构差异量化方法研究

由于长期注水开发和层间非均质性影响，高含水期油藏各小层层间压力结构差异严重，掌握差异状况是合理调整的重要依据。针对现场分层测压资料少，单层压力资料获取困难的情况，应用渗流力学原理建立了高含水期地层层间压力结构差异量化数学模型，模型的关键参数可以通过生产数据计算获得。枣园油田的实例验证表明，高含水油藏层间压力存在明显差异，该方法能够确定各小层的压力差异状况。量化计算结果和实测资料相接近，有利于认清开发矛盾，为合理调整提供技术依据。     

我国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研究

对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是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常用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标准差和人力资本基尼系数。通过计算发现:我国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在不断变小,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情况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情况仍然严重;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与人力资本平均值负相关;我国各省区市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在逐步减小,但是区域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而且区域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劳均GDP会提高3个百分点。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应该努力改善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