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研究

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要以"守正创新"为主基调,通过全方位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具体制度体系,重构"大学操作系统",调动大学治理各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大学系统的动态平衡,涵养创新生态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治理效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制度外抗争与制度内法律维权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果和制度逻辑。现有文献中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可以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集体行动获得政府及时的反应，但却有着多重困境：机会困境、风险困境、组织困境、制度困境。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困境，但也有着该模式下独特的结果困境：费时费力而又缺乏即时直接的回报困扰或者阻碍制度内法律维权者去为了获得长期的有益于整个群体的普遍性制度化后果采取行动。但本研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境。他们的制度内维权行动让法律在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运转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维权的困境。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制度内维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促进一些群体走向法庭，而非走上街头。     

论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的法治民企建设

依法治国在微观的民营企业层面就是依法治理企业。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按照法律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提供保障和监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要依法经营,依法治理。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本质上是把权力和资本都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依法治企,建设法治民营企业,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机遇和红利。当前法治民企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也需要加快法治民企的建设。     

法治战“疫” 提升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力”与“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这场抗疫战,既是一场看不见敌人和摸不清敌情的"大片",也是一场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战",更是一场检阅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急处突的"大考"。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也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根本保障。党要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执政,就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即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完善这种转化的具体制度、工作机制和法定程序,积极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保证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决贯彻党委决议。要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即依法选举产生和任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要正确处理干部正常选举、任命与调动使用的相互关系。要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包括政府和执法司法部门,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战争法基本原则及实践运用

战争法是人类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对交战双方都有着较大约束力的"游戏规则"。战争法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有着一系列的限制;战争中作战方法和手段的使用应与预期的、具体的和直接军事利益成比例,禁止损害过分的攻击;战争中要区分平民和作战人员,区分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只有军事目标才可以作为军事攻击的对象,不得"滥杀无辜";战争中交战国不能以"军事必要"为借口,不遵守战争法。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途径与机制研究

将法治政府建设简单等同于推进依法行政、试图通过依法行政的"单兵独进"来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战略构想,需要将法治政府建设放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中进行整体性思考和顶层设计,要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方针为指导,建立健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体制机制;加强依法执政的制度建设,规范党组织的执政行为;完善立法体制和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推进行政审判制度改革,强化司法监督功能;扩大公民的有效参与,优化依法行政的动力模式。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