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

元祐元年,新法派与旧法派的矛盾日渐尖锐,太皇太后高氏试图采取措施调和新旧关系。在吕公著等宰辅的协助下,经过一番努力,高氏颁降了"慰反侧之诏",公开宣布不再整肃新法派。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了言官的反对。反复博弈之后,诏书未能发挥应有功效,宋廷也失去了实现政治和解的最佳机会。此事对北宋后期的派系关系与政局演变均有不小影响,是理解北宋后期政治的重要线索。     

宋代闽北词坛鸟瞰

宋代闽北词人群是宋词创作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人数虽少而开拓之功不可没;南宋时期人数众多,围绕爱国、隐逸两大主题进行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地域特色、文化背景及某些重要的词人尚有待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论近代苏州词坛的创作构成与理论祈向

苏州为清代三大词薮之一,名家辈出,佳篇林立.至于晚近,常州家法风靡天下之际,苏州词界之代表人物陶梁、后吴中七子、宋翔凤、陶然、高钟、黄人等,仍瓣香浙西、阳羡之流韵遗风,或对"浙派"进行调整,或折中"浙"、"常"两派,追踪性灵,以创作实绩勾勒了近代苏州词坛的创作构成和理论祈向.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以温州地域文化与两宋之际学术及文学流变为背景

两宋之际是温州地域学者预流主流学术与文学的时期,以被后人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为中坚。他们属于元祐学人,不仅传承关洛理学,同时也接受苏、黄一派的文学,是两宋之际的重要学者。周行己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有较多接触,其诗学理论与创作都受黄庭坚的影响。许景衡长于五言,风格清雄奔放,受到苏轼的影响。刘安上也致力于诗,其诗风平淡深隽,五七言律绝与王安石的风格接近。他们的诗学的另一资源是从谢灵运山水诗以来的地域诗歌传统。在绍圣至绍兴域内诗歌低潮的整体背景下,东南沿海的温台一带诗风却呈兴盛之势,这与上述诸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