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论视域下的儒释之辨——论周敦颐、张载对佛教徒批评的回应

宗密在《原人论》中,以“真心”为中心,论证了人与物之区别的依据、性之善恶发生的可靠原由及吉凶、祸福、贵贱、生死所产生的必然性,由此批评了儒道两家(尤其是儒家)的“元气”论。理学先驱周敦颐、张载,率先分别以“太极”“太虚”为中心建构理论,对宗密的批评一一作了回应。但两者相较,张载的论证内容更加详实、逻辑性更强,因此在回应宗密的挑战上有效性更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回应佛教挑战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因为张载与周子一样,其理论体系仍有不足之处。尽管如此,但他们的理论还是引起了同时代佛教徒(如契嵩)的关注与回应。     

1930年代“连环画”讨论再思考

20世纪30年代,"连环画"在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作为问题被提出,左联认为"连环画"虽然是旧形式,但深受大众喜欢,可以用来传播新的思想意识。但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完全认同,"第三种人"即认为"连环画"是低级的旧形式,不如欧化文艺高级,不具有艺术性。而左联认为"连环画"不仅可以发展为艺术,还可以成为战斗的武器。左联认为一方面要改造其思想内容,另一方面要努力在旧形式中发展出新形式。"连环画"讨论不只是一场美术运动,还涉及如何评判五四的欧化文艺、如何看待文艺大众化运动、如何选择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古来斯文有厄运。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崛起东南,惨烈的书厄再次上演。面对这种"名教之奇变",湘军将帅在率兵镇压的同时,也设局刊书,致力于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太平天国扑灭后,湘军将帅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认可,并作为战后振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予以推广。于是,引发了同光年间各省设立官书局的风潮,时间绵延二三十年,范围波及边远省份。官书局的肇兴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堪称晚清时期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清代官刻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而且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嘉惠后学。     

民国时期农村负债问题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关中为考察中心

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户的平均负债率、负债额及债务占家庭资产的比率来看,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并没有破产或崩溃。但是,以生活性消费支出为主而造成的农户负债,又深刻说明当时农村经济处于低水平运行的状态。农村的各类借贷组织中,除信用合作社外,其他均对活跃经济的意义微小。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必须确立现代金融体系,使农村动产、不动产可以资本化。而这一点,对于当今社会发展尤其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美司法方法的三大共通点

在全球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公认的法治要素之一,是中美法官处理纠纷的共同制度前提。中美都需要客观公正的程序使诉辩双方信赖司法裁判的过程,同时也需要能够贯彻形式法治的司法方法。在程序法治之下,中美法官所运用的司法方法有三大共同点:其一是遵循释义学解释,中美法官执业的第一要求均是首先理解法律文本的意义;其二是坚守形式理性,在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时应确保推理过程不掺杂非理性的因素,中美法官均在可预测的诉讼程序之上借助全国统一的法律数据库和智能系统进一步确保实体法裁判尺度统一;其三是追求法律之真,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使得现代法治国家更加重视物证基础上的法律真实。     

胡适“家学”渊源的回溯性研究及释误意义评估

"家学"渊源回溯性研究对于重新认知胡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发现,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阶层"自觉"或"不自觉"面向胡适"家学"渊源进行"建构",试图建立"汉学"与胡适之间的"隐性"联结。将这种"建构"放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长时段"架构中,折射出学术"现代化"与"过度现代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家学"渊源的"释误"对于胡适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见证胡适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以及"时代"变迁下的胡适思想的"变化"与"坚守"。     

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