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的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

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发生的县界纠纷不下50起,为广东省基层较为突出之问题。这些县界纠纷交织着地方政治、经济、教育、治安等复杂因素,是透视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构成及性质,确立了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准入制度及劳务人员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基本界定了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内容,但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下三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模糊,服务合同的性质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失公允,一些管理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大大减损等问题。应在《劳动合同法》《合同法》中增加有关对外劳务合作的内容,公平划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加速与主要劳务输入国劳务合作条约的建立,并把劳务人员权益的保障作为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调整的主旨。     

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稳步推进,邮轮业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增,这将难以避免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争端。在海南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非诉化解体系中,投诉机制未能与时俱进,和解机制的优势未充分发挥,调解机制未与时俱新,仲裁机制未建立有效对接,因此既不能供给解纷实践,也不能满足海南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需求。应当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顶层设计为理念,坚持效率优先、尊重程序选择权等原则,从革新邮轮纠纷投诉机制、畅通和解通道、再造调解体系、优化仲裁机制等层面,构建分层递进式、相互协调衔接的邮轮纠纷化解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