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壹《非草书》书学思想研究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在两千年浩如烟海的书论中,有一篇文章,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理论阐述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但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文章摆在前列,如《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载此文。直至今天,这篇文章所揭示的书学思想及时代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便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非草书》在书法史中显得如此光彩照目,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却又让人感觉有些孤苦零丁,或许正是这个不一样的赵壹可以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更加深入的了解草书。我们学习传统技艺的乐趣,除了技艺本身之外,还可以借这些技艺和文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人所思所想,有如穿越时空、与古人相晤。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员工情绪管理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服务型企业为例

员工情绪管理能力的强与弱,不仅影响员工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工作表现和人际关系,甚至会影响组织整体绩效的优劣。高绩效的员工不但需要具有突出的服务技巧、更高的服务智力和娴熟的应变能力,而且应该擅长调整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工作中情绪的稳定以及与同事、客户之间良好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情绪管理的四个维度(情绪觉察、情绪表达、情绪调整和情绪运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与自我效能感之间以及与工作绩效三个维度(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工作奉献)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三个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服务型企业员工的情绪管理、工作绩效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在浪漫与反浪漫中建构完美的世界

浪漫主义自然观和工具主义自然观的冲撞在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中表现为浪漫/反浪漫的纠葛，拥有浪漫情怀而又饱经各种创伤的考琳·麦卡洛在对自然主题进行表达时，表现得浪漫而又反浪漫，她在对自然进行浪漫主义想象的同时，又对浪漫主义自然观进行了反拨。在反浪漫的基础上，她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阶级、种族、身份追寻等问题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审视和思索，建构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论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责任要件与风险防范

捐献骨髓的允诺也构成了一种有限的义务,它不能强制履行;违背义务也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非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对共同善的普遍伤害。能够成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是义务的道德,捐献骨髓属于愿望的道德,不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责任的影响和限制,并在某些条件下转化赔偿的主体。考虑到人所具有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性事实,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的医疗风险来认识,并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降低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