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谨慎友善走向全面对抗--40年代中后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转变

从抗战后期的谨慎友善到朝鲜战争时的全面对抗，中共对美国的政策仅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彻底转变。由于美国始终坚持以“扶蒋”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在华特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共的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摩擦。在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中共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有限、苏联对国民党地位的承认以及日本侵华军的存在，其政治目标相对有限，与美国的分歧并不严重。日本投降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走向对抗。     

商事职务代理的类型及法律认定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民商合一模式,并将商事领域广泛适用的职务代理规则一并纳入民法典的体系之下。但区别于一般民事委托代理,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有其独特构造,其不仅可以基于本人授权取得,还可以基于法律授权和习惯授权取得。也正是由于代理权来源上的差异性,每一类型的商事职务代理在代理权授予方式、代理权外观及认定标准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以代理权来源为基础对商事职务代理的具体适用进行类型化研究,不仅有利于化解司法适用上的困境,还有利于商事规范更好地融入民法典。     

浅析宋代息讼观下的民事调处

宋代民事诉讼中,受到"息讼"思想的影响,审判官们往往把"息讼"作为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调处成为息讼的主要手段,可为今日构建中国法治之路所借鉴。     

完善我国合同法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1999年10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借鉴了当今发达国家先进的合同法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但与其它国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相比较,若干条文和规定仍然是粗线条的。文章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与我国合同法对比,探讨了我国合同立法在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意外条款”的效力、合同的解释等方面的一些缺陷,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有所借鉴。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商事登记制度相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通过对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中商事主体的确认标准、公示途径、公示制度的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商法法典化的反思——以制定《商事通则》为中心

本文试图摆脱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模式,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从商法法典化的认识论基础及历史传统、法德日商法典内容与体系变迁的实际以及商事关系的特点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商法不能法典化的理由;进而提出在民商法一元化的前提下,以<商事通则>为中心、以单行法规定具体商事制度的商法立法模式.     

努力提高仲裁工作效能

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不仅是挂块牌子、换个名称、增加几个编制、多要一点经费，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仲裁效能问题。因此，成都市在推进实体化过程中，特别注意借鉴国内民商事仲裁制度的改革经验，以新的理念武装头脑、改进工作，使仲裁更讲究效益、更富有成果、更理性化、更人情味，为当事人所理解、接受和欢迎，从而更好地发挥其调整劳动关系的社会功能。     

论我国商人立法

当代中国的商人立法应选择制定《商事通则》,规范基本商事法律关系的立法模式。传统商法及其理论对我国商人立法的借鉴存在局限性,难以解决商人在市场经济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国的商人立法应以商事权利能力和经营能力为核心要素构造商人概念。我国目前法律中的商人范围亦存在诸多缺陷。实现商人的独立性,保证商人体系的开放性与商人的平等性,乃我国商人立法任务之所在。     

论商事职务代理的代理权来源

对于商事职务代理中的代理权来源,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司法实践也因此而裁判不一。仅依据“代理权分离于其基础法律关系”这一既有理论,尚不能为商事职务代理权的来源提供最终答案。在商事组织法思维的介入下,结合职务代理的独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逻辑,可以得出“职务代理权的本源实为规范授权”这一结论。在我国《民法典》的语境下,规范授予职务代理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法定代表人制度便是典型例证。借助于商事习惯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民法典》第170条可以在解释论上获得实现差异化授予职务代理权权限的立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