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中的种植书写与士大夫精神内蕴

种植是宋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宋代社会流行栽种与赏玩植物，不仅在散文、笔记、花谱中留下大量关于种植经验的记录，还为文人集会、休闲娱乐、审美体验提供了载体。士大夫在否定人为力量的同时歌颂手植之辛勤，诗人在手植的过程中体会到孕育生命的爱。宋人珍视生命，将物与人皆视作宇宙中等同的生命体，不仅把植物看作亲友，还以植物为时间的度量，从栽种和观赏中探寻宇宙生命的发展规律。种植诗还在空间上体现了文人的人格空间、宅院空间、与植物包围的幽闭空间的有机融合，共同构建了一个隐逸的世界，体现了宋代士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向度。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

元朝末年,一大批文人学士逐渐以集体形式融入世俗社会,以风雅相尚,联诗结社,题咏唱和,讲论道义,心相孚,行相契,在结雅集、问友学、求仕进的交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浙东、浙西、吴中等独具品格的地域性士大夫群体。这些交游活动不仅反映了元末复杂多故的社会现实和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而且展现了元末士大夫多样的心理动向和价值选择,对元末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王九思《杜甫游春》：志士品格·诗人情怀·曲家本色。

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创作以《杜甫游春》最为有名。此剧情节简单,时代感强,是王九思以失意文人士大夫的视角来关照现实政治、抒发满腹不平的抒情诗剧,是明代杂剧走向案头化的开始和标志。本剧继承标准的北曲一本四折形式,以豪放泼辣的曲风,和康海《中山狼》一起完成了北杂剧的光荣终结,开启了杂剧文人化、抒情化、案头化的流变方向。     

晴空一鹤排云上——聂鑫森小说创作论

聂鑫森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湘潭古城,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晚明小品灵与趣的境界。其凝练典雅、文白杂糅的语言风格,风骚文坛,显示出作家潜沉厚实的旧学根底与功力。在那悲悯之情和忧患深广的文字背后,有其浩大的情怀。     

仇英绘画作品中园林美学特征的探研

明代是中国园林的鼎盛时期,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建造别墅和园林成为一时风气。这些文人、艺术家在生活中追求洒脱自然、率性自为,他们的居室往往是集建筑、园艺、雕刻、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的有机结合。计成在《园冶》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对于园林能达到的效果来说,主人的作用是主要的。在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