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共服务动力

进入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动力从靠投入转向靠创新，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为主的内需驱动，从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其增长特征具有创新性、内需性和公平性。公共服务通过人力资本机制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创新型增长，通过缓解预防性储蓄和推动人的城镇化进程能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推动消费主导的内需型增长，通过调节收入差距能推动公平型增长，因此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动力。通过公共服务视角寻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或路径，而不是将公共服务仅仅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的内容，这一观点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而且公共服务不仅是内容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及可行的路径。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ICT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随着中国互联网+战略的提出,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将会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借鉴国外需求和供给平衡模型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2008—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ICT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表明:ICT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固定宽带等基础设施也表现出规模经济,人力资本在ICT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加大ICT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与稳定增长动力

文章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跨国经验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寻找经济增长路径的阶段性特征。结果发现,当前无论从增长率水平还是人均收入"门槛"看,中国经济均进入增长的连续减缓期。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均保持相对稳定增长,其连续增长减缓过程多集中于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当前中国刚跨过中等高收入"门槛",2008年出现增长减缓态势,2015年可能再次出现增长减缓拐点,这将使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变得相对困难。文章实证分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动力不仅表现为引致经济增长,还要看能否驱动经济稳定增长。要结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迎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得出福建省普惠金融目前处于较高水平,在测度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后,建立福建省2005-2019年福建省农村发展的经济指标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影响,即发展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宏观杠杆率研究述评

新常态时期,妥善处置并降低宏观经济杠杆是我国顺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有研究围绕宏观杠杆率的内涵、评价方法、宏观经济后果、成因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治理杠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以高储蓄为支撑的信贷驱动增长模式,优化制度安排及宏观政策环境,同时发展多渠道融资模式并对金融创新实施科学监管。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并存,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须密切关注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债务违约风险暴露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等问题,处理好"稳增长"和"控风险"关系是实现宏观经济去杠杆任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