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生产、计量难题与企业的性质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从团队生产引发的“计量难题”及其解决机制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性质。本文在概述该企业理论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指出了该理论存在的一个缺陷,即它忽视了企业的监督者-剩余索取者和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完善公司监事会监督权的法理探讨

监事会监督权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是监事履行职权的重要保障。我国现行公司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监督机制虚化、监督资源匮乏。完善监事会监督权,应该健全监事会的组织机构,充实监事会的职权,同时,对监事会成员建立考核激励机制。     

用税监督权与纳税人诉讼

用税监督权是纳税人实质权利的体现,更是公民宪法权利的表现。纳税人诉讼则是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的司法行使方式。本文在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赋予纳税人用税监督权并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以完善我国财政支出监督制度,并对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理论必然性和制度构建进行论证。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融合模式,将有利于诉讼目的实现。新融合模式强调发挥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效能,争取将同一事实产生的公私益诉求在同一时段提出,并依据诉的合并将两者合并审理,继而,在进行责任认定时,关注公私益交融之处,实现责任公平分配。新融合模式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避免了责任的重复认定,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提升了诉讼效率,不失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理想选择。当然,该模式尚处于理论初探阶段,要想真正具备实践性还需要在自诉讼制度、监督机制以及协作配合等多个层面进行建设构想,从而为环境诉讼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应当重视官员名誉权的保护

郑毅在《领导科学》2014年第11期《论网络反腐过程中的官员名誉权保护》一文中指出，官员既不能随意以名誉权被侵害而采取措施打击和压制公民进行网络监督，同时，以侵害官员名誉权为目的的网络监督也不是法律所鼓励的反腐行为。一、官员名誉权与监督权的交互作用。     

冲突与协调: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关系研究

公诉权与审判监督权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公诉权具有审判监督的属性,也是检察机关最根本的监督手段;审判监督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公诉权的行使。二者的冲突可以通过转变公诉立场、调整监督时机、改进监督方法加以解决。     

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成因解析

当前,检察委员会制度面临诸多质疑。对检察委员会的成因解析表明,检委会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弥补个体检察官的"知识不足",是我国检察机关整体独立的必然途径,是法律监督权内部分权的需要,有助于防止检察权滥用。我国应当进一步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更好地实现其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