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亲亲相隐”“容隐制”及其对当今法治的启迪——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能否想象一个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相互告发、相互提防的世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人自危，人人均对他人万分提防。由一个个人人自危的家庭细胞组成的社会。是否能臻于和谐之境？亲亲相隐与儒家孝道，究竞该如何解读？我们究竞该如何对传统中华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语）？为此，本刊特邀两位专家各抒己见，以飨读者。     

容隐权: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

我国法学领域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制体系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关照亲情,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论“同居相为隐”原则

“同居相为隐”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刑法上的反映,“同居相为隐”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