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则之建构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规范较为繁杂，条文各自为政且不协调，有体系化之名而无体系化之实。一般规则的缺乏，使得现有的惩罚性赔偿法律规范体系既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明晰的指引，亦无法为未来之立法指明方向。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一般规则的建构，应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之目的导向下，从三方面进行：其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仍不符合制度目的，宜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下，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或是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拓宽；其二，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主观要件，原则上可以“故意”统领与限定，体系下可以“重大过失”展开并有序扩张；其三，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损害后果要件，应当与“损失”脱钩，代之以“情节严重”,我国惩罚性赔偿损害后果要件的三类规定，其实均可作“情节严重”之解释。     

我国刑法受贿罪立法修订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对反腐败的态度仍然是坚决而明确的,在腐败犯罪的刑罚处罚上也在不断进行刑事规范的调整。我国刑法受贿罪经历了多次立法修订,《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入罪门槛与刑罚档次有较大幅度的修订,“数额+情节”的刑罚模式得以正式确立。我国受贿罪的刑罚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理性化与刑罚均衡化的现实价值,但是,受贿罪与贪污罪共用同一法定刑的格局应有所改变,单纯调整刑罚而不触动规范构成有其现实不足,受贿罪的终身监禁刑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元困境,应进一步积极推进反腐败追赃追逃的国际司法协助,改善我国法治化反腐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社区服务能否成为刑罚手段——“社会服务令”专家谈

新闻背景2002年10月16日,香港西区法院判定,香港艺员谢霆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不用监禁,同时警员刘志伟被判6个月徒刑。谢霆锋的律师表示,谢霆锋患有哮喘,不适宜判入劳教中心。经过此事,谢霆锋已经深感懊悔,而且在这件事中已得到教训,愿意以后奉公守法,并通过社会服务作为补偿。裁判官判案时说,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只涉及普通交通意外,但因涉及“顶包”要判处入狱,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新浪网对此评论说:有法律常识的明眼人都会知道这个判决是多么轻,轻得超过了在此案宣判前所有法律专家关于判决结果的种种假设……社会服务240小时算什么?跟“无罪释放”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有一点点区别,那也只是在形式上前者判定罪名成立而已。     

论刑法的正当性

刑法学界关于刑法正当性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即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正当论。这三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弱点。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包括刑法规范的创制和刑法规范的适用 ,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尊重和保障人类发展 ,这才是刑法的终极正当性所在     

析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犯罪概念 ,大致上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及混合概念。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是犯罪的混合概念 ,这一混合概念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 ,欠缺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就如何更为科学地定义犯罪 ,完善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作了初步探讨     

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及其特点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缔造者为女真(满)族.这一僻处东陲的落后民族在短短数十年间平稳地渡过了多次险象环生的内部政治危机,最后入主中原代明自立,并较为成功地统治了268年,其原因何在?以往史家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或许可从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论死刑及其执行方式

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和必然结果。死罚制度随着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回归和重视,必将在世界范围内消亡。而现阶段我国死刑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执行死刑的注射方式应该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