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庾信与吴伟业的精神契合

庾信与吴伟业两位诗人精神特质上有诸多契合之处，他们在人格精神上都具有游移性，身陷失节境地时又都表现出可贵的自省精神；为摆脱精神上的绝望感，同时他们还都存在着一种自辩情结和逃避心态。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在时代的分裂与融合中得以调整与拓展,其文学对话与交流,既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开展,又在取长补短的交流中进行,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庾信、王褒、温子升等人在南北文学对话及其文论观念构建中功绩卓越。庾信的文论,以自己的身世之感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文论精神进行拓展。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     

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在隋炀帝的文学生涯中,他曾先后受到南朝两种不同文学风尚的影响。炀帝文学启蒙之时,学的是庾信体的轻艳文风。后来接触到后梁文人柳錎,转而接受其"典丽"风格。而"典丽"又是昭明太子萧统所主张的文学观念,强调文质、古今和雅俗的结合。《隋书·文学传序》对炀帝的评价正集中于其典丽文风。也只有梳理清楚炀帝的文学渊源,才能准确地解读《文学传序》的相关描述并合理地认识炀帝的创作。他身上的所谓南北文学的痕迹,只不过是"典丽"风格的不同侧重。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庾信颜之推散文学合论

庾信与颜之推是北朝散文学的重镇.庾信以创作见长,颜之推的理论有特点.庾信的散文写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写作以官体文为主,后期作品由前期的轻美流丽一变而为沉重深情,境界幽深而阔大.名作<哀江南赋>更是将骈文的抒情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将骈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之推为人谨重,散文学浸润了深浓的经学思想,他看到了文学"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特性,但对此常抱戒备提防的心思,要求约束控制,以求趋利远害.这样的认识与萧纲的文学观点正好相反.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观念同样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徐庾骈文论

徐陵、庾信在骈文创作上完成了形式美所需要的各种人为的功夫，达到了向这个方面追求的最可能的高度。他们虽然同为骈文宗师，创造了骈文艺术形式美的典范，但—人在创作上各有所长。废信以言情为长，徐陵以说理见胜。庾作骨气端翔，声情顿挫；徐文铺列锦绣；丽采英发。徐陵总体上成就不如庾信，但毕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除庾信之外任何一个骈文家都不能比拟的。     

庾信诗歌前后期一致性探析

对庾信的诗歌，历来的评价是前期形式绮艳，内容空洞，而后期则内容丰富、形式刚健，表现深刻。本文通过分类统计、实证分析及对庾信的人生透视，运用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论证了庾信诗歌前后从内容到风格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