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他者化：边地影像的诗学过渡与平等悖论

“边地影像”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纪录自身的非虚构创作。在朗西埃“可感性的分配”美学理论视野下，边地影像体现了题材选择的一视同仁和人性的解放，以平等维度的引入开拓了其艺术与政治价值。透过“自我他者化”的艺术操作，它改变边地的可感性的分配秩序。“客位视角”到“主位视角”和“参与拍摄”到“独立创作”的过渡所释放的乡野表达，成为评测其诗学力量的关键质素。同时，围绕“差异性”展开的影像再现常常导向“微小差异的自恋”,并在言语的过度中营造了某种“圣化构想”，进而使其差异政治悖论性地生成了新的可感性不平等。     

迷雾中的抉择:创新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悖论,从而进行有效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出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1)当管理者进行矛盾处理时,可以采取整合型和分离型两种应对策略。(2)管理者对于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影响其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当管理者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不平衡,将采取分离式悖论应对策略;当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平衡时,管理者的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受到资源冗余程度的影响。(3)当注意力配置均衡时,管理者受资源冗余或匮乏两类情形影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当组织资源冗余时,管理者对于组织悖论感知较弱,会形成分离型悖论应对策略;而资源匮乏时,管理者对组织悖论的感知较强,但所采取的悖论应对策略受悖论思维的影响。(4)当管理者悖论的感知较强时,若管理者具有悖论思维,并产生积极型应对倾向,将采取整合型应对策略;若管理者不具有悖论思维,将产生防御型悖论应对倾向,采取分离型应对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领导行为相关理论,同时对管理者应对组织悖论具有指导意义。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

《道德经》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经典之作,语言凝练简洁,意义丰富,哲理深厚。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处于意识形态和诗学控制之下对源文的改写。赞助人影响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更加关注诗学。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翻译的影响。     

小说作品中的悖论意识——以李铁小说为例

李铁的小说素以关注女工、社会中底层人物为闻名,在他的小说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悖论意识。这种悖论意识在小说中具体表现是企业领导与职工之间的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时代发展与随之出现的问题之间的矛盾。分析李铁小说中的悖论意识,从悖论意识的含义和发展历史为起点,再具体的研究李铁小说中的悖论意识,更有助于深层次理解李铁的作品,感悟他表达的人文思想。李铁小说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哲学思想,继承并发扬了先锋小说的精华,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融入了自己的创新观念,思想层面上表达的积极向上的人文主义情怀。     

文学“后批评”论

"后批评"是随着文艺研究领域有关"后理论"和"理论之后"问题讨论而逐渐凸显为一个新的理论批评话题的,至今还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的术语,但它对文学批评活动的批判反思和批评者自身批评行为的重新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针对性,预示着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趋势。"后批评"是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和后现代以来的"元批评"的批判反思,强化了文学批评的悖论性、述行性和化域批判功能。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