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金刚经广释>复注》研究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地区所流行的藏传佛教显教注疏以往较少为学者所重视,却是活跃于西夏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学习、修行所必需的文本。此类文本主要以藏文原本和西夏文译本两种形式流传,文章所涉文献即是藏族高僧在西夏所造,又译为西夏文的《金刚经》注释书。该文献在遵循藏传佛教阐释习惯的同时,亦含摄了西夏王朝建立以前即流行于敦煌地区的汉传佛教学说,体现出当地僧人博收广纳的学习方式以及该地区多元交融的文化氛围。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三维(三十六)篇之九 企业的自律与创新

正自律三戒:一戒纵、二戒骄、三戒宠纵、骄、宠是民营企业家思想素养的三大软肋,必须高度戒备。古人有训,纵欲丧志。追求物欲的本能和财富拥有的结合,容易把人纵坏,所以要力戒"纵"。防止奢逸之习,杜绝淫乐之气,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民营企业家是事业的成功者。沾沾自喜于已往的成功,看不到问题和危险,盲目和自负的结合容易把人骄坏,所以要力戒"骄"。"成功是一条失败的长河",     

论箴体的生成及其文体意义

箴体产生于规谏活动之中,这一文体具有很强的规诫意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虽然远离了规谏活动,但大都依然保持着规诫性质。箴体最初是大臣用来规谏君主的一种方式,魏晋以降箴体的撰作主体与规谏对象均发生变化,箴体也分化为官箴、私箴与咏物箴。这一演变表明箴体参预现实的功能得到加强。随着创作主体及规谏对象的渐次变化,箴体由最初的韵语文体向散文转化。同时与箴体性质相近的还有戒体、规体。规体始于元结《五规》,最初是以散文形式流布的,规体也有以韵文形态存在的,如《弟子规》。早期的戒文分为自警类的韵语戒文和家戒类的散文式戒文,自警类的戒文是撰者对于自身所提出的警戒,家戒主要是家族长辈对晚辈提出的戒告。后世戒文除这些形式之外,还出现了下级对上级及平辈之间进行戒劝的形式,此外还出现物事戒文。     

医学专业藏族学生的“杀生”观分析

本文针对有些医学专业藏族学生因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动物实验是杀生,是一种犯戒的行为,从而造成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为切入点,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佛教“不杀生”戒的内涵,指出要以宽容的态度正确对待藏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帮助他们科学理性地认识宗教,树立正确的宗教观,使他们尽快走出佛教“不杀生”戒的误区.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论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的经学新变

在北宋庆历至熙宁间,经学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主要体现在疑传惑经的盛行和通经致用的取向.刘敞及其《七经小传》是疑传惑经的主要代表,学术风气因之一变.李觏则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周礼致太平论》等经学著述与当时的庆历新政桴鼓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