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学术史视域下的《仪礼》经文文法研究

《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郑玄的《仪礼》礼义建构的路径之一就是全面建立起《仪礼》经文文法诠释系统.此一点为魏晋南北朝经学诠释所吸收.清末礼学大儒曹元弼继顾炎武、凌廷堪、章学诚、陈澧等人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为清代礼学研究做出最后推进.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从《吏学指南》看元代吏员意识

作为元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吏员初习启蒙读物,《吏学指南》是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的产物,也是此段历史的有力佐证。它反映出在元代官员铨选制度下,官府胥吏在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地位的同时,更加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这种独特的胥吏意识的凸显,在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具有一定意义,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