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农村经济新尝试——抗战前浙江农民借贷所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历代的兴衰无不说明农民的安居乐业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民国以来,浙江各地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导致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根据省府要求各基层县在未设立农民银行之前,必须成立农民借贷所以救济农村。浙江农民借贷所的成立满足了部分农民的需求,并表现出自己的借贷特点,发挥出了其它功能作用。然而,由于农民借贷所存在诸多问题,受益的只是富农而多数贫农因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受益,这就使得抗战之前浙江农民借贷所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以巨大的历史勇气和责任担当,彻底废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生产体系,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从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动员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立煌为核心,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为动员民众抗战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工作。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中心内容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统制日益加强。新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的过程,折射出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新桂系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党治的不断加强。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     

乐山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乐山具有丰富的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这些资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目前,乐山对这些旅游资源进行了初步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乐山地区城镇化和产业转型的不断推进,不少抗战工业遗产面临着被拆迁乃至灭失的困境;同时,乐山对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式单一,未能充分发掘这些宝贵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笔者通过对乐山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进行分析,对以上不足之处提出有关建议和对策,以期促进乐山抗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抗战初期广州的文学场域与文学生产——兼论抗战文学的地域性和流动性

抗战初期的广州作为国统区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学重镇,通过特定地域的文化生产场域营构,体现出地理空间之于文学生态建设的作用机制。南迁文化人与华南本土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和办刊办报等多重文学实践共同进行广州抗战文学生产,体现出时代整体性文学思潮对特定地域文学演进的作用轨迹,以及地域文学对文学主流的反作用力,呈现出文学地域性和流动性之间互涉互渗的系统动力学关系。     

论抗战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性、独特性和运作机制

文艺座谈会是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中的重要现象。全面抗战以来的文艺座谈会可将重要性作为量度进行阶段划分,各阶段的起承转合与政治话语的介入密切关联。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阶段性形态伴随着文艺通俗化运动的起落、旧文艺与新文艺的此消彼长,体现出介入现实、参与抗战、改造文艺的雄心和魄力。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立足于战时国家层面发出文艺之声,其鲜明的议题意识体现出左右文艺进程的倾向,某些议题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大后方文艺座谈会依托文化团体及其刊物召开,具有一定的文学派性倾向,会期的不确定性和气氛的民主性为文学话语生产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