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平台式购买是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具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和参与主体，差异在于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分担。居民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变，是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平台式购买过程中，在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关系共建与维护、需求满足与反馈等不同交易类型与环节中，交易成本均大为下降，从而促使平台式购买的最终出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平台式购买具有更为优异的治理绩效，实现了政府、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多方共赢。     

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的人社关键词

“就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共出现35次,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就业工作的重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表述。面对历史罕见的冲击,我们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十四五”期间自闭症康复的社会支持

自闭症未成年人的康复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要让该群体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政府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也要积极调动各种资源帮助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让他们得到更多关爱和帮扶,享受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成果。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政府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关涉到国家制度设计,也关涉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做到坚持政府治理创新与秉承人民至上理念相统一,坚持政府科学决策与更好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相统一,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完善市场决定内生机制相统一,坚持政府法治建设与着力提升公务人员素质相统一,坚持政府考评优化与健全岗位责任追究制度相统一。     

编辑部吹风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3月初在京召开,聚焦“十四五”、共议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意义重大,备受瞩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台战略部署,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对台工作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定位。     

改革开放四十年干部问责制度：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和公共管理深层次变革，干部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恢复以目标责任为中心的传统问责制度、构建以突发事件为重点的风暴问责模式、健全以履职过错为核心的常态问责体系和探索以作为担当为要素的全面问责制度四个阶段。特别是十八大全面从严治党以来，干部问责形态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问责形式从应急走向常态，问责场域从行政领域走向党政工作领域，问责事由从过错问责走向过错和无为均问责，问责制度正发生深刻变化。纵观四十年变迁历程，干部问责制度塑造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需要的有效行动力量，开拓了符合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的干部管理体系，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干部责任管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与话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