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自闭症康复的社会支持

自闭症未成年人的康复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要让该群体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政府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也要积极调动各种资源帮助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让他们得到更多关爱和帮扶,享受社会进步发展的共同成果。     

电子商务平台吸附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平台柔性和控制机制的交互效应

平台型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如何构建并应用这种平台商务模式已经成为企业管理者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现有文献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还比较少,主要基于平台主体的案例研究,缺乏从平台商家角度对如何形成电子商务平台的吸附力并激发网络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模块系统理论和控制机制的相关文献,提出了平台柔性、平台控制、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平台吸附能力的影响模型.通过对185家平台参与企业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平台柔性、正式控制、和关系控制均显著影响电子商务平台吸附能力;另外,平台柔性和正式控制对电子商务平台吸附能力的形成存在替代效应,平台柔性和关系控制对电子商务平台吸附能力的形成存在互补效应,正式控制和关系控制对电子商务平台吸附能力也存在互补效应.研究发现,对于模块系统理论和控制机制的应用情景进行了扩展和延伸,也为电子商务平台的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合力驱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但其驱动进程过于缓慢,政府需统筹引导,推进制度变迁,并使其与市场诱发的引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为市场驱动解除制度束缚,并创造条件以最终形成政府与市场耦合互动、互补交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合力.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城市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主体的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视角的研究

居家养老是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基础,诞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多元主义为我国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政策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当前我国城市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推动,市场化机制开始建立,老年群体对政府、社区依赖较高,对市场化服务供给主体的认可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快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满足不同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创建多元化服务格局的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家庭和个人等各方参与主体明确权责,分工协作,扩大有效需求,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凝聚推动供需两旺良性发展的合力。     

从“以人为本”到政府“公信”--新世纪初政府公信力构建的进路评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在执政行为上关注"民生"；在绩效上彰显公平正义，施政方略渗透着人文关怀因素，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由于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党风廉政与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冲击。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中，"改革"成为新的常态，防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政府公信力的重振业已开启。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