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战略意义及战略取向

治理腐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相关实践规律和条件因素,既从整体布局上建构协同性腐败治理体系,又在常态化实践中催生持续性廉洁增量,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目标。理解当代中国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政道逻辑,明确全面从严治党及全面治理腐败的逻辑。在攻坚克难之际,从学理上澄清质疑中国政府反腐败"彻底性"的若干错误思潮,有助于总体把握"全面治理"的战略布局和"从严治理"的战略要求,从整体上构建和优化当代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及其实践机制。     

论治理的前提、模式与体制

治理研究是关于全部政治行为的总体研究,体现了政治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总体特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社会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及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将无序状态转化为有序状态.这种变无序为有序的政治行为即“治理”,而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是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非任何一种治理行为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条件下都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我们既可以通过平和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完成治理这一政治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序通常区分为良序和劣序,治理则区分为善治(好的治理)和恶治(坏的治理).本文以资源约束与人性假设为治理的前提,进而探讨治理的模式,最终探讨治理的体制.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政道”与“治道”——对先秦政治哲学的反思性考察

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以确定政治思想,并求得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这就产生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哲学的主题、世界观和社会功能诸方面。     

儒者杜钢建的人权思想历程

十余年前,学者杜钢建创建了人权主义、宽容主义、抵抗主义和新宪政主义的新仁学四大人权主义理论.四大主义以中国儒家的仁道、恕道、义道、政道为基础,在体现普适人权价值观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中国宪政民主特色.人权四大主义是百年来中国人权思想的延伸,是当代新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当代中国人权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具有启示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主流人权思想理论.     

旧籍新刊余味日新

一 "往者虽旧,余味目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神州政学丛书,遴选华夏本土优秀政学著述,内容覆盖修身、明道、国富、牧民、家范、外交、法律、吏事等各方面,入山寻宝,旧籍新刊,期予中国文明探索现代政道、治道予当下启迪.     

传统政道之缺与治道之弊: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哲学视角解析

在中国频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有一类值得特别关注:它与那些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事件不同,表现为一种非直接利益冲突,仅是由"偶合群体"引发起来,无组织无纪律,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指向,却常常升级为规模性的暴力事件。从哲学层面来探究,会发现非直接利益冲突具有一种中国文化所独有的精神内涵,可名之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此相关,中国历史自古以来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缺乏政道奠基的治道无法真正客观化,难以形成"对列格局",民本观念只是一个虚悬的理想,广大民众处于半睡眠的潜伏状态,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社会转型时期极易受到刺激而引发群体性骚动。     

护教热诚对牟宗三政治哲学的影响

[提要]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一直寻求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适合中国复兴的思想资源。在学理上,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的两种表现方式,即“理性之运用表现”和“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阐述,分析了中国未能产生民主政治的原因,认为道德本体经过“良知坎陷”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正途。作为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儒学的护教热诚极为高昂;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牟宗三知道在中国实施民主、科学的重要性,这个两难极大地影响了其政治哲学的建构。     

古典中国的政道——兼议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

牟宗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中是以民主观察政道,从而否定了古典中国的政道.实际上,古典中国关于政道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客观的历史实践.但它是不同于西方民主政道的政道,是专制的政道.当代中国法律之治道的移植和构建应该借鉴古典中国政道与治道完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构筑适宜于国族人生与人心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