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

明代前期河南部分州县在赋税征收中已进行折亩。嘉靖、万历后,一些州县在辖区内实行了丈地折亩均粮的办法。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河南州县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折亩制与三等九则制在赋税征收上只存在纳税方式的差异,对税负负担未有实质影响。一些州县的具体折亩措施体现了明代国家对均平理念的追寻与实践,而南北方在折亩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明代类书与文体学

明代类书编纂高度繁荣,形成庞大的知识和思想文库。从文体学角度看,明编类书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学史料,更构建了明人心目中的文体谱系,体现了明人对文体范围、分类、序次及各种文体在这一谱系中的价值、地位、特征等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理解,既有沿袭传统的一面,又有发展、创新,如辨体意识的增强,文体分类的细密,文体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对戏曲、通俗小说等新生文体的接受、认可等,都体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背景、文学思潮和文体观念。     

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一个处于区域性“少数民族”地位的汉族族群建构——对云南大理州鹤庆县金敦乡积德屯村的调查

积德屯村是一个随明代大规模屯田而入滇的汉族村落，在周边白族的包围下生活了几百年。作为一个区域性“少数民族”，积德屯村基于共同的族群血统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行政区划）两个认同要素，把可行性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实现了族群的认同，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明代小说批评理论的文学传播倾向

明代的小说批评在当时小说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运用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明代的小说理论,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即其所体现的文学传播倾向):通过张扬小说的教育功能、史学价值和娱乐功能来推动小说的传播.这不光拓宽了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途径.又完善了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