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隆庆大雨与河东盐政：一项灾害政治学研究

隆庆四年（1570），晋南地区遭遇了区域性暴雨灾害。自黄河沿岸的荣河、蒲州、永济，到太行山脚下的夏县、安邑、解州等地，都留下了相关记载。位于这一地区的河东盐池面临减产风险，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生产机制，国家对盐政的管理体系，以及盐场长官的主观选择等因素，中央未能第一时间掌握实况。次年朝廷获悉灾情之后，各方争论的焦点并非池盐生产，在纷扰的政局和边事中整个事件被认为是朝臣间的政治斗争。直到隆庆大雨过后的十余年，时人才重新提起隆庆大雨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动因各自设计了改革盐政的策略。由隆庆大雨而起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明中期国家财政与区域供给间的勾连，可能会危及国课收入的自然灾害一度被淹没于官员间的互相攻讦之中，之后又演变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符号性事件，不断地被各种群体赋予不同的意义。     

明代女性读者及其阅读活动论略

受多种社会进步因素的影响,明代的女性阅读进入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对女性读书的重视;读者的成份从宦门闺秀下移到平民女子;阅读内容从女教书扩展到经史百家;涌现出一批好读嗜书,工诗能文的杰出女性;通过读书,不仅提高了女性自己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质,而且也促进了整个家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分析

地方精英是指除当地政府官吏之外对地方公共事务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群体。明代河南地方精英参与灾荒应对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形成的道德约束,国家奖劝产生的政策激励,地方官员忠于王事的努力劝谕,以及因果报应信仰带来的强制都对他们的救荒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对自身经济、安全、名誉等利益的考量则是明代河南地方精英积极应对灾荒更为现实的因素。     

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

明代前期河南部分州县在赋税征收中已进行折亩。嘉靖、万历后,一些州县在辖区内实行了丈地折亩均粮的办法。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河南州县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折亩制与三等九则制在赋税征收上只存在纳税方式的差异,对税负负担未有实质影响。一些州县的具体折亩措施体现了明代国家对均平理念的追寻与实践,而南北方在折亩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明代类书与文体学

明代类书编纂高度繁荣,形成庞大的知识和思想文库。从文体学角度看,明编类书不仅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学史料,更构建了明人心目中的文体谱系,体现了明人对文体范围、分类、序次及各种文体在这一谱系中的价值、地位、特征等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理解,既有沿袭传统的一面,又有发展、创新,如辨体意识的增强,文体分类的细密,文体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对戏曲、通俗小说等新生文体的接受、认可等,都体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背景、文学思潮和文体观念。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