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社区的政策变化与风水文化——以广西三江县G侗寨为中心

近年来,由于移民和旅游政策为西南少数民族社区的村寨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以人的移动为中心,探讨了移民迁徙、移民适应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课题,而往往忽略了同样作为被移动、被改造对象的自然空间、人文空间或设施等景观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为此,文章试图以位于广西北部的一个侗族社区为例,探讨当下的移民与旅游政策如何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性知识,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现象。考察发现,当地居民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自己身边展开的地方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运动所建构的,而是更为主观的、个体的关于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看法。对侗族而言,即是被表述为政策变化背景下的关于村落空间变革的"风水想象"。为此,通过考察围绕村寨空间展开的风水传说与实践,理解当下的政策性变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社区内部生活空间和知识结构的改变。     

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茶歌文化及其艺术形态

云南茶歌是中国采茶歌艺术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独特的艺术形态与文化特征。本文介绍了云南茶歌的传播情况,分析了云南茶歌的主要艺术形态,认为云南茶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歌曲曲调独特、重视歌舞,同时受到云南地方文化的影响,云南茶歌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风格原始古朴。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思考

制度形态具有二重性:抽象性与具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就是抽象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中国的具体化,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经历了一个"二次抽象"的过程,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抽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具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抽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随着具体—抽象—具体的制度构建逻辑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逐渐形成并具有了独特的内涵。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的认识有必要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三种形态以及"中国模式"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新型国家建构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态 ——以1949-1966年农民教育为中心考察

1949-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建构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型国家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新型国家建构提供思想基础。同时,农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需要,党以农民教育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规训和改造农民,实现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去推动化大众,才能将其改造成为新型国家建设的依靠力量,实现了新型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农民教育相统一。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农民的独特性,不仅在理论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在实践层面开展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农民实际和乡土文化,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话语表达等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