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

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空间场域延展的实践形态,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时代命题的现实阐释。现代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和细化为民族互嵌的再造及重释提供了场域空间,由于民族互嵌社区具有公共性、聚合性和互动性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立体化嵌套结构,催生出精准互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愿景”:理论层面,要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目标向度、方法向度、内容向度;实践层面,要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以智能技术描绘民族互嵌过程的“全景图”和“晴雨表”,通过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提升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效能。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厘清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内涵

对基本权利功能与遴选标准的不同认识,是造成环境权入宪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平等主体间环境侵权行为不需要由宪法给予基本权利层面的保护。2018年宪法修改,在第89条第6项新增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职责性规范于一体的权力规范,其规范内涵应解释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构建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确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机构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由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异化、环境利益与私有财产权等权益冲突引发的问题,需要坚守权益位阶判断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谋求合乎比例的权益协调,明确与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相对应的职责,从而化解生态环境领域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矛盾。     

论两种总体性权力作用下人民主体性的生成

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进路。与传统主体性哲学专注于其抽象性不同,人民主体性则具有生成的特质。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受总体性的资本与政党双重逻辑共同作用影响决定了这一特质: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出发,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状态;政党逻辑则以政治领域为起点,设定目标、凝聚共识、有效组织再塑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它对政党理论的创新和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的契机。坚持政党总体性权力对资本的驾驭,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国语境下的主体性研究提供创新性视角。     

叙事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新民俗——以湘南B村“周礼古宴”为例

"周礼古宴"是湘南B村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官方记述中显示它源于周朝"三礼",民间则认为它是从村落开派起传承的,现在看到的村中经由官方组织安排的古宴现场表演则于近年才产生。这就使人们在认知上产生了模糊甚至矛盾。从叙事的视角来看,关于"周礼古宴"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并没有本质冲突;古宴活动本身是关联于传统,又符合发展之势的新民俗;更是已融入村落生活,具有生命力的真民俗。     

互文式独白:庞德《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庞德不仅是一位敢于在欧美诗坛标新立异的意象派诗人,他也是一位能够在20世纪世界诗坛开拓创新的先锋派诗人和现代派作家.庞德通过史诗代表作《诗章》充分彰显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才华.《诗章》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也具有文本对话和狂欢化的属性.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借鉴布朗宁的"独白体"创作方式,一方面呈现"独白体"与《诗章》文本风格的某种契合,另一方面借助多声部独白和蒙太奇式表达,创造性地呈现了庞德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     

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