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1968—2018年降水气候特征变化初探

利用1968—2018年泉州市降水资料,采用线性分析、累积距平、小波分析等方法,分析降水气候特征和变化趋势,探讨其中的周期规律。结果表明,近51年以来,除11月雨日数呈减少趋势外,其余各月雨日数均呈增加趋势;小量级降水减少,大量级降水增加;降水时间分布不均,12月份降水最少,6～7月降水则居多; 3月及9～12月的月降水量呈减少趋势,其余各月的月降水量呈增加趋势;不同时间段的降水周期有一定差异,20世纪60年代,泉州市的降水周期是2.5年,20世纪70年代,降水周期是3年左右,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降水周期是6～8年,后期周期性则不明显。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活着，在现实和历史之间

在亦庄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活工作，走在路上经常会经过博大公园。一棵挂了“树木激活液”打着吊针的病树引起我注意，它那不太好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从春天到夏天，营养液断断续续补充着。这是一种中国土生土长叫“悬铃木”的树种，喜光，喜温暖湿润的气候，颇耐寒，在湿地及干旱地均能生长。因为时不时会光顾，甚至有把它人格化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遇小恙挂点水就能好起来。     

湖南农业干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社会经济影响及形成机理探究

干旱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灾害遍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造成损失大,且近一二十年呈逐渐加剧趋势。干旱也是湖南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农业干旱更是频繁发生。在对灾害研究领域中容易混淆的农业干旱与农业干旱灾害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分析了湖南农业干旱灾害的时空分布,阐释了农业干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探寻了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形成机制,旨在从自然和人类自身两方面较为全面地探究干旱灾害根源,以期能为灾害预防和政府决策提供较为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 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文化与生境:贵州达地水族乡对旱灾的调适知识

达地乡水族传统文化中有关"水"的地方性知识,表现为当地人对于水资源认知和合理利用的"集体意识",在自然灾害中,曾是水族居民防灾抗旱的有效工具。然而,在现代性的影响下,这些有效贯联文化与生境的地方性知识,此时正像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面临着传承危机。地方性知识的散失已经成为自然灾害发生中,社区的又一重脆弱性表现。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生态适应和保护有关的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推广,将有助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     

东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干旱适应研究——性别化的水传统知识与云南梅里藏区的葡萄种植

喜马拉雅山区的气候干旱是学术界讨论气候变化的热点,该区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适应气候干旱时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方式。地处东喜马拉雅山区的云南梅里藏区经历了持续多年的干旱,藏族妇女在浇水灌溉劳作中积累的水传统知识为当地藏民种植葡萄适应气候干旱提供了新动力,加速了藏民的生计和社会转型。文章在对德钦县斯农、明永、布村等藏族村落田野研究基础上,讨论当地藏民水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干旱及其对葡萄种植新产业发展的作用,指出葡萄种植建立在藏民性别化的水传统知识基础上并带来了新的性别分工。梅里藏区藏民的研究案例强调气候变化作为一种环境力量,重塑了藏民的新生计经济作物种植及其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