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盛唐文人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

初盛唐时期,人们对清商曲题目的拟写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唐太宗前后,清乐虽然仍在流传,但因用于朝廷的典礼仪式,一般人不可私拟,且当时人们普遍鄙视吴声西曲,反对齐梁文风,故无人拟写;到了盛唐,出生于江南及游历江南的一些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拟辞,掀起了拟写清商曲题目的高潮.他们所拟作品,在题意语词、篇制结构、口吻声调等方面都有意袭用或模仿吴声西曲.这一创作行为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歌诗与齐梁文论

梁、陈时代正是南朝清商曲辞开始影响到文学理论发展的阶段，永明声律学说的提出、文学新变观念的萌生、哀思之美的追求都同民间歌诗的审美特质具有密切关系。从民间步入书斋和庙堂，带动南朝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是民间歌诗在文坛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汉代相和大曲对楚辞曲式的承续及新变

楚乐在汉代广为流行,汉乐的发展中亦体现出楚乐浸润的痕迹。汉相和大曲不仅艺术上承续了楚乐的风格,作品结构形式上亦同楚乐有着承续关系。相和大曲曲式上有艳、解、趋、乱。"艳"本指楚地乐舞,后渐渐演变为相和大曲曲前的抒情成分;"乱"是楚声旧有之曲式,为相和大曲所吸收,位置仍在曲后,有收束完结之意。"解"与"趋"则是相和大曲在楚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曲式因素。魏晋六朝之时,相和大曲受吴楚新声的影响而有了新的变化,清商大曲进而产生,其"首"或"曲"的音乐地位同相和大曲的"解"是相等的,而其曲前的"和"与"送",亦源于相和旧曲。楚乐、相和大曲与清商大曲间呈现明显的音乐文学结构上的历史承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十八拍《广陵散》确系嵇康所作 --答家浚同志

《广陵散》为嵇康所作得到了历代的公认。王德埙《琴曲〈广陵散〉流变初考》及其续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观点作了论证。近有袁家浚撰文质疑。王德埙的文章从“常识错误 ,不便原谅”、“以偏概全 ,难以服人”、“尽信书 ,不如无书”三方面作了反批评。即主张以中古琴界所理解的“清”来释“清散” ;指出《太平引》之例为孤证。孤证不立 ,乃史学常识 ;所谓《广陵散》为“清商之散”之说 ,纯系缺乏常识所致的笑话 ;袁文对王德埙的后续成果一无所知 ,如业已通过对《广陵散》作谱系鉴别 ,在古谱统计学的基础上找到了嵇康作曲的直接证据。三国时代部分典籍有时忌之局限 ,其撰述简略 ,犯不着“百思不得其解”。嵇康为曹操的重孙女婿 ,官拜中散大夫 ,故有“忠君”思想。释“非汤武而薄周孔” ;关于《文士传》误传的《太平引》一例 ,已为信史《晋书》舍弃 ,成为史学“垃圾”。     

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

日本的闭关锁国时期始自1639年第五道锁国令的颁行,直至1854年被迫开国为止,时间长达215年.日本在锁国期间,德川幕府严禁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回国;除中国人及不在日本传教的荷兰人外,其他外国人不准来日本;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来日时,限制住地,不准与日本百姓接触,中国商人只能住在长崎的唐人屋敷(唐馆),荷兰商人只能住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造小岛--出岛上.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华山畿》小识

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辞》中,收录了《华山畿二十五首》,讲述的是华山女子对南徐士子以死回报真情的故事。编者曾引《古今乐录》为注,曰:“《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     

论清代中国商人入越开发对越南社会的影响

清雍正以后开放洋禁，以广东、福建籍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从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前往越南，他们广泛分布于越南各地，涉足越南商业、矿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互通，成为越南税收的重要来源，并加强了两国人民的联系、文化交流和政治互动，对清代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