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的因果关系——基于收敛交叉映射技术的经验研究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是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两大顽疾，准确识别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重新审视现行治堵与治霾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借助大数据平台采集了我国99个城市的高德拥堵延迟指数（CDI）、空气质量指数（AQI）及六种分项空气污染物浓度日报数据，首次采用收敛交叉映射（CCM）方法实证考察了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CDI与AQI以及CDI与分项污染物组成的动态系统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与弱耦合特征。基于CCM检验结果，大多数城市的CDI与AQ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分项空气污染物的角度，大多数城市的CDI与主要空气污染物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与次要空气污染物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尽管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有一定关联，但在因果关系上现有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两者相互影响，治堵和治霾不能“一箭双雕”而必须“双管齐下”。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关于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交互影响的讨论，对城市管理者更加谨慎与合理地制定治堵政策与治霾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     

莆田市臭氧污染特征和典型污染过程

利用2015-2018年莆田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和气象资料,对莆田市近地面臭氧的污染特征和典型污染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臭氧为首要污染物天数、臭氧超标天数、臭氧年均值等逐年增加。臭氧月均浓度呈现明显的"M"型,春末和夏秋季高、冬季低,臭氧超标主要出现在4-10月。臭氧日变化呈现明显的"单峰型",7时左右达到谷值,14时左右达到峰值,昼间臭氧污染持续时间有所增加,也存在臭氧浓度夜间持续升高的情况。莆田市臭氧污染的主要类型是光化学反应型、本地积累型、区域输送型和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型等,臭氧污染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污染过程并非是受单一类型影响。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偏离之反思——基于26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从教义学的立场出发,在司法适用中恪守污染环境罪的形式及实质双重判断标准,显然是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本身的回归。通过对个案以及类案的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以及量刑近来都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单位追诉率的走低、务工人员入罪尺度的不一、量刑上的非规范化都是在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之偏离。污染环境罪教义学视阈下的司法适用应以新"十六字方针"作为价值引领,以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作为基本要求,以强化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来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环境税、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创新,但促进效果存在滞后性;媒体关注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强化了环境税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与下游地区样本中,环境税与媒体关注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为此,应提高环境税执法水平,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制定差异化创新政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若干基本问题考辨

长征中《红星》报1934年第六期刊发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指示应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发出指示并特别突出瑶族、苗族,是因为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认为这既是当时争取以瑶族、苗族为主的桂东北少数民族的支持以使红军顺利通过桂东北的需要,也是将来争取以苗族为主的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苏区的需要;指示应是1934年11月29日或30日,至迟刊发于《红星》报,当然也有12月上旬刊发的可能.     

基于语言生态观的网络语言文化环境探讨

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也经无法离开网络。网络语言的传播也形成了具有时代背景的网络语言文化环境。从语言生态的发展视角,发掘语言生态与网络语言文化环境的关系,有利于分析网络语言文化的发展现状。运用语言生态理论,从端正网民网络用语使用态度,加大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以及恢复语言系统生态平衡的几方面,以期建设和谐文明的网络语言文化环境。     

新媒体时代网络新闻污染及其多中心协同治理研究

网络传播的特性使网络新闻比传统新闻报道更容易产生新闻污染。网络新闻作者由于"受众观"上的错位,为抢占新闻受众,提升点击率,使得网络新闻过度娱乐化,虚假新闻迭出,严重污染了网络新闻环境,弱化了网络新闻的正导向功能。因此,要对网络新闻污染实施多中心协同治理,平衡公共权力治理与网络新闻自治,营造良好的网络新闻环境。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思考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转型过程中，城市环境污染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工业污染防控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生活类环境污染频频成为市民环保投诉与举报的焦点，处理不好一旦酿成环境突发性事件，既不利于社会管理，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类污染防治问题应该引起各方关注。生活类污染具有不同于工业污染的特点，从法律上讲，应重视生活类污染防治法治建设，厘清工业污染与生活类污染的界线，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工作沟通与联合执法机制，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化解环境“邻避冲突”，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检察视阈下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不断加快,跨域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落后、治理体制和制度不完善、监督和查办不力、法律法规缺失以及违法成本低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直接参与治理跨域污染的权力,而是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管来间接影响跨域污染治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体系化权力的全面运行,主动参与跨域污染治理工作。     

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与污染减排成本分析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考察了2001-2010年期间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评估了中国农业污染减排成本。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在样本期间,各地区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水平都有所提升,尤其是东部地区增长最快。中国农业污染减排成本巨大,严格的农业环境管制政策将造成94.52亿元的农业生产损失,占农业总产值的7.88%,且各地区减排成本在样本期内均呈增长趋势。此外,东部与中部地区减排成本高于西部地区,在三大地区内部,减排成本最高的均为农业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