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王夫之对义、利的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王夫之在总结、继承前哲义利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并对义利进行了层次性及相对性的分析，既继承了传统道义论的精华，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内涵。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贡献

王夫之丰富的学术思想成果基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通过对王充和张载思想的改造,王夫之构建了他的颇具辩证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王夫之创造性地提出了富于实践色彩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通过对儒、道、佛文化肌理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历代文化教育的研究,王夫之阐述了建设纯正的诗书礼乐文化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深远意义。     

论王夫之历史观的理性精神

王夫之学贯古今,思通过去、现在与未来。他对历史上种种神秘史学主张的尖锐批判,对“理势相契”论和“相天造命”说的深刻阐述,展现了他的史学思想推倒一切的革命精神和破除迷信的理性光彩。     

王夫之诗学中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是王夫之提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或理想,是伟大诗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才情,意味着灵心巧手、文心笔妙。“内极才情”是诗人灵心巧手的艺术显现,是即物达情、文心独运、声情动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充分施展。物理,即万物之理、人情物理或人伦物理。“外周物理”意味着与物通理,理随物显,呈现神理,得写神之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而且适用于各类文艺创作;不仅符合古代文艺的创作实践,而且对当代文艺的创作富于启示意义。     

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

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有三:一是整理纂注、誊录副本和收藏保管船山著作;二是刊印船山遗书,传承和扩大其学术影响;三是撰写《大行府君行述》,使船山遗书得以入史馆,立传儒林。     

心气交辅:王夫之对儒佛认识论的辨析

王夫之立足于"心气交辅"的儒家认识论基础,坚决反对和批判禅宗思想对宋明儒学的影响,认为禅宗入"空"之心弱化了儒家实有对象性心理活动的操作性与超越性境界认识过程的道德修养高度。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的心理认识思想,独向具有庞大而具有细致心理分析体系的法相唯识学吸取理论营养,从援禅宗转向援唯识入儒,论证儒家立足实有对象操作性的心理活动,能够实现道德修养目标并具有超越性境界认识过程的思想合理性与理论可能性。     

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所存在的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大政治弊病,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由于“急于求治”,便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舍己求人”的泥潭之中.“舍己求人”的失败,是与“猜忌之法”密切相关的.在猜忌之法的阴影之下,宋朝君臣之间“上下交争”的政治局面就难以避免了.这些政治弊病是封建专制制度痼疾在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外化表现,给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精辟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批判与继承：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史学史考察——以《读通鉴论》为分析样本

就法制史学史角度而言，王夫之的代表作《读通鉴论》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某段史实而发表的议论。在书中，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问题提出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法制史学理论方面，他提出法制要“趋时更新”、“循天下之公”等进步观点，在改造封建法制正统体系的学说基础上，对历史上各代的法律体系、立法史学、司法制度史学等进行多角度考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规律，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倾向、复兴民族国家的新型法制史学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法制史举内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

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九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一是论族类生存的自然权利与西学论人性和国家起源之关系相通，二是对“正统论”的批判与西学论“霸政非正”相通，三是对“民岩”的分析与西学论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相通，四是论“环相为治”与西学论权力制衡相通，五是论“君之是不是，丝毫也不可带过”与西学对“王惟所命亦无不是”说的驳斥相通，六是论“岂得以舜之所以事瞽叟者事君”与西学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相通，七是论“豫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与西学论“王而不遵法度则非义”相通，八是论“以法相裁……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焉”与西学论“法度者，乃上下尊卑所均而无异”相通，九是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与西学论“严以治官、恕以待民”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