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存在的问题及高质量发展政策思路

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研发设计服务业“量质齐增”,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物流服务业发展迅猛,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服务业通过提供融资支持,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和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数字+”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渠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业态更加丰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规模持续攀升,业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展；职业教育方兴未艾,提升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但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依然存在着国际竞争力羸弱、对外开放水平较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高等问题。对此,提出了应进一步夯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对标国际标准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作为关键抓手,抓住机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等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研究

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竞争新优势、促进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立足多重融合视角,利用熵值法,从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发展效益等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体系及子体系进行评价测度及特征分析.进一步地,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密度、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财政分权程度等因素对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其构建的路径.     

基于SWOT分析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支持性产业,对劳动者就业、企业员工配置和开发具有促进作用.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在区域优势、政策支持和行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应积极迎接外部环境挑战,利用好自身优势,从政策支持、特色打造、业务转型、人才开发等方面进行创新,培育竞争优势,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     

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本文在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量增和质增的作用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一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中均稳健成立,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高技术中间品先发企业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还容易导致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后发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二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通过抑制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和科研人员规模扩大来加剧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远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中国承受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三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是经济量增和质增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经济量增和质增战略与降低中间品进口依赖战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潜在冲突也证实了中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德州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探析

现代服务业作为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对建设幸福德州、打造协同发展示范区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剖析德州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经济增收效应研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分析

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前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这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通过择取1996—2017年全国层面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对现代服务业综合政策在重庆市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做出合理化评价。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现代服务业综合政策对重庆市产生明显经济增收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收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通过政策红利动力驱动而产生的边际效应却趋于弱化。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通过进行一系列安慰剂检验，确保结论的稳健可靠。     

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为切入点，首次构建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的测度方法，进而以WIOD数据库中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首次细致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力呈现倒U型，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这一结论在分位数回归、控制内生性、分时间段和分产业等条件下依然稳健；其次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环节错配系数在所有样本国中最高，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过于偏向上游原料环节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出现，这使得中国生产性服务资源处于“偏离最优值较远的低效扭曲使用”状态；最后高等教育、企业经营环境和经济效率均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资源诅咒”使得丰裕的资源禀赋对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出一定的负效应，空间型贸易地理优势和契约型贸易地理优势均有助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金融危机则对高技术产品出口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冲击。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