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贞卜辞同字异形判定的三个问题

对贞卜辞是甲骨文中有特色的文例形式，我们从对贞卜辞的判定、同字异形现象的判定以及两条卜辞刻写先后顺序的判定三个方面来细致研究对贞卜辞，进而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制作拓片4要点

拓片，也就是将宣纸贴在器物表面用墨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拓片是从原物直接拓印下来的，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好办法。甲骨文字、铜器铭文、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等，都广泛使用这种办法记录。制作拓片的要点如下：     

《淮南子》女娲神话探源

《淮南子》女娲神话中,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积芦灰以止淫水等神话因子有古老的历史渊源。近几十年来的彩陶文明、甲骨卜辞等考古发现证明,以上神话因子含着极为古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文化内容,反映了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和原始宗教生活。     

“亡(彳)”非“无吝”说

殷墟卜 辞命辞中的“亡(彳)”一词,丁山先生释读为“无尤”.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并无异议.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新说,认为“(彳)”字应该是“拇”字的表意初文；又据声韵将其读作“吝”,“亡(彳)”就是《周易》、《归藏》等卜筮类文献的“无吝”.这个词汇在殷墟卜辞中出现频率很高,且与卜辞释读关系甚大,因此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分析该字字形以及“无吝”一词产生年代,此新说不能成立,丁山先生将“亡(彳)”释读为“无尤”应是可信的.     

甲骨卜辞语法研究应谨慎——读《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有感

卜辞语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分析其原因。客观方面包括卜辞残缺、所借助的研究材料为二手材料等。主观方面多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文字理解有误,如认错字、解错词、断错句等;也在于研究者占有材料不够,对卜辞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     

卜辞？字与古戈头名“夏”新考——兼论“？”字非“圭”说

花园庄出土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实即＂吉＂字上半部,亦即商周时代古戈头形状的写照。？是象形字,＂戛＂是会意字,而殷墟卜辞中上？下口的＂吉＂也是以？作声符的,说明？古音同＂戛＂也同＂吉＂,其本义是＂戈头＂或＂戈首＂,在花园庄甲骨卜辞中作名词,是指玉戈头或玉戈首。从考古资料看,此＂？＂字释为＂圭＂是不对的。玉戈头与玉圭皆见于殷墟发掘出土的资料中,也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但二者的形制是截然不同的。玉戈头的＂？＂下部有枘部分,明显是用来纳入凿孔或缚绑在戈柄之上的;而玉圭无枘,是呈长方形状。玉戈比玉圭在殷礼中使用更为频繁,而周礼中玉戈逐渐消失独留玉圭,这大概是学者不敢把花园庄甲骨文中＂？＂直接释读为玉戈的原因。     

商周时期契龟刻字专用刀稽考

商周时期在甲骨上钻凿刻字使用何种工具这个问题,一直是甲骨学研究的难点。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当时使用的最主要的工具是青铜刀。这个结论正确与否一时无从验证。殷墟考古中发现的青铜刀,目前很少有学者直接将之看作是契刻甲骨文的工具。通过对＂徵＂与＂契＂古文字形体的考察,同时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可以证明背部带有＂腓子＂的青铜刀是商周时期的契刻专用刀。这就可以证明商周时期主要使用青铜刀作为契刻工具,从而为前辈学者通过观察甲骨实物得出的结论提供积极的佐证,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说法的可信性。     

李济：郭沫若是个“才子”但“没有自信”

由甲骨文专家变成“妄人”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     

殷墟甲骨卜辞分期分类研究综述

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分类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既是一个对出土原材料的基础整理工作,又是一个深入探讨甲骨文与殷商文明的基本途径.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甲骨卜辞的分期分类工作不仅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科学分类的依据更加系统与充分.     

从花东甲骨看殷商时期甲骨占卜中的若干问题

从花东甲骨所体现的情况看,殷商时期的甲骨占卜中,卜兆确系整个占卜过程中的核心与灵魂;花东占卜主体"子"对同一事件进行内容完全相同的卜问次数最多可以达到十次,十次以上者不见;花东兆序字的刻写位置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普遍现象,但亦有少量特例;花东甲骨中的占卜记录,即卜辞,常有被刮削者,且被刮削之辞的卜日绝大多数是记为天干,这种现象大概与该"子"家族的占卜制度有关;花东中亦存在"犯兆"现象、界划线等,但其界划线的使用未见使人对卜辞、兆序字和卜兆之间的隶属关系产生歧义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