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还是借壳:什么影响了中国企业的上市选择?

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借壳上市数据检验了影响中国企业上市路径选择的因素。以往文献发现较差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然而本文发现中国借壳上市的企业无论在上市前还是上市后业绩表现均显著好于IPO企业,即更好的企业选择了借壳上市而不是IPO上市。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这些企业选择借壳上市的原因。本文发现选择借壳上市的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在IPO管制下,借壳上市可以帮助企业更快上市缓解融资约束,同时有效利用市场择时降低上市成本。最后,本文排除了会计信息质量、信息不对称等其他对企业上市选择的竞争性解释。面临融资约束的优质企业选择借壳而不是IPO上市,说明中国现行的IPO审批制度对企业上市的筛选是缺乏效率的。     

IPO 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我国首发市场中针对募集资金的两种管制政策的交互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募资用途和募资额度管制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募资不足,从而加大公司上市后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引起投资不足. 2009年放开募资额度管制后,公司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但持有过量的超募资金又会引发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持有的超募资金与其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目前处于酝酿中的IPO注册制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论烟控背景下埃及的烟草管制:演进、困境与障碍

烟草使用给埃及带来了沉重的社会问题,烟草管制是减少烟草使用率的主要举措。自20世纪70年代埃及政府颁布烟草禁令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与非政府的参与下埃及基本上形成了较为系统化、体制化的烟草管制。历经近半个世纪烟草管制的开展,埃及的烟草管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陷入了烟民数量持续增长、水烟吸食风气的盛行、女性吸烟问题的日益突出、二手烟暴露问题严重等窘境。这些窘境的形成与烟草管制遭遇的障碍紧密相关。埃及烟草管制事业的发展是其现代化发展的缩影,烟草管制暴露的问题凸显了其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论中共在接管城市中的军事管制制度

1948 年以来，伴随着人民军队胜利的步伐，全国有许多大中城市陆续得到解放，如何接受和管理这些城市成为 党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全国新解放城市的复杂情况出发,吸收和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决定 在新解放的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制度（以下简称“军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军管制虽然存在的时间不 长，但对其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     

刑事禁止令的性质辨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禁止令的性质认识不一,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决定其性质的因素,确定禁止令的性质关键是探究其存在根据。禁止令的存在根据是对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和保安处分相同,其应属于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非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社会工作介入与农村社会管理转型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以无理有因、有责合法为基本特征,难以得到有效管理而不断发展为社会冲突事件。将社会工作方法引入农村社会管理,建立一体化合作的社会工作平台,既能够在外力参与下,动员农村各个主体及资源,开展集体性行动,化解社会矛盾;又能够针对个人与群体,培养自我负责、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带动村民生计发展。这不仅实现了农村的和谐与发展,更实践了社会管理从管制模式向协商模式的转换,并使社会工作方法在我国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推广成为必要与可行。     

治理、可持续性及其演化研究

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核心刊物中与治理相关的264篇文献分析发现,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呈现出随时间演化塑形的过程,由"客观、可度量的科学领域",逐步转向"以描述性为特征的社会领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正从"传统的科层制政府管制"转变到"社会行动者共同责任治理"之中,扁平化的治理网络将成为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成因及对策

本文对“公用企业”的概念加以法律界定,对公用企业形成垄断传统的原因及易于滥用其垄断地位加以阐释,并提出相应对策:其一,改革公用企业的政府管理体制,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其二,导入竞争机制,实行分业经营;其三,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实行合理的价格管制;其四,建立有利于消费者的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