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浅析胡适的考据方法--以小说的考证为例

考据之学在清代最盛，在民国时期依旧发挥着潜在的影响。胡适作为新文学和新学术的提倡者，在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之后回国大力倡导西方的“科学方法”与考据之学的结合，这一潮流在当时引导着年轻学者的治学路径。他在佛学，小说等方面都做了考证。其中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古典小说的考证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也提高了古典小说的地位。其考据方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小学与经学:段、顾之争与校勘学的取径

段、顾之争的根源是小学与经学之争.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是根基于小学的考据方法,顾千里的研究方法则是具有传统经学特色的方法.段氏关注字句、片段在其他文献中所呈现的不同,然后施展考据功夫以求形成统一的文本;顾氏则更重视对经学家法的遵守,保持在不同家法传承下经文的差异性.从这一点看,顾千里的校勘和解读更符合经学本身的特征.     

地理与考据之学影响下的清代都邑赋

清代都邑赋受有清一代勃兴的地理学与考据风气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清代赋家往往身兼二任，既长于辞赋创作，同时又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尤精于地理学研究；其次，清代都邑赋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的地理学研究在时空两个维度都呈现出了绝非偶然的重合现象；第三，谙习于考据学风的清代赋家创造性地改造了传统的赋注形式，使都邑赋这一赋体题材在保存地域风俗文化资料上的功用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袁枚批判乾嘉考据诗风的反封建意义

袁枚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乾嘉考据学风的态度紧密相联.他没有主张诗歌要绝对排斥考据,认为只要适量和切入得好,考据可以入诗,考据诗也是诗歌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他反对将大量考据内容放进诗中,反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评诗、注诗.他对乾嘉考据诗风的批判,不仅维护了"诗本性情"的审美传统,也是对以"经术"和"文治"相标榜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鲜明抵制.     

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两种传统

中国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重考据和重义理两种治学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高下优劣只存在于各自传统的内部。由于受“重实践”治学精神的影响,中国史学的主流是考据派,而此派在２０世纪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后,更有独霸史坛之势。在“科学理性”日益向考据派渗透的今天,义理派应该大胆地向“审美的”领域拓展。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

清代学者刘宝楠以为<论语>"子所雅言"章的"雅言"一词指古代共通语,此说在现代几乎已成为定论.该文考察了历史上有关<论语>此章的各种解释,否定了"雅言"为共通语的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