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的理学思想

胡寅(1099-1157年),字明仲,学者称致堂先生.胡寅原系胡安国之兄的儿子,后为胡安国收养.经其父胡安国精心调教,潜心于学.后以北宋宣和进士甲科及第,并步入政坛.从政后临靖康之难,为政主抗金复仇,誓不言和.因投降派秦桧当国擅权,乞致仕,归湖南衡山治学.后复出,绍兴二十七年卒,谥文忠.胡寅的学术著包括<崇正辩>、<读史管见>等,另辑有<斐然集>,均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文献.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胡安国《春秋传》之华夷观

胡安国为《春秋》作传，主张对夷狄乱华要膺惩，妥协投降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背华即夷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华夷之辨中，胡安国强调的不是地域与族群的差别，而是华夏和夷狄在文化上的差别。所以，他又以是否坚持儒家的君臣父子大义为标准来评判华夏与夷狄，体现的是胡安国动态的华夷观。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南宋湖湘学与浙学的互动

作为南宋有影响力的两大学派,湖湘学与浙学从两宋之际的张九成与胡安国父子开始便进行交往、互动,至乾淳时期张栻与吕祖谦等人的交流达到全盛。两派在心性本体、治学、修养工夫、政治观上都有互相借鉴与吸收。两派的交流是平等坦诚、尊重包容的,思想上是兼容并蓄的。所不同者在于哲学基础、实现外王的途径不同。正因为他们分别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开拓,才使得学术交锋异常激烈,思想火花不断迸发。也正缘于这些学者问道之勤,来往之频,研讨之广,才铸就了乾淳时期的学术繁荣。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湖湘学派之历史哲学特色与渊源流变——以胡安国对程颐《春秋》学的承继发展为中心

胡安国《春秋传》继承程颐观点而又有所突破,首先从主体心体先验的角度,强调"心"在解经中的作用,同时以心体之先验作为正确认识历史事件、会得圣人之意的关键.以基于"夫妇,人伦之本"的家庭作为历史单位,以源自于此的父子、君臣之义是否被遵循作为观照历史的视角,标明了天理这一抽象的绝对精神是如何体现于具体人事的.在历史规律的认识方面,胡安国将三代解释为按照礼义规范运行的理想治世,依据其天理的本体体认,提出"以人合天""以义立命"的个体自处原则.而后胡寅、胡宏皆从完善本体解释的角度努力实现对其父思想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