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本刊获“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称号

2019年11月,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公布了第六届全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评优结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期刊界最高荣誉"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属国家一级学会。每五年组织一次对全国高校文科期刊的评比表彰,旨在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推动高校社科期刊办刊质量提升,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组织有关专家通过会议评审方式,采取统一评分、专家讨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从全国近2000种高校社科期刊中评选出103种"全国高校社科名刊"、159种"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201种"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期刊"等奖项。     

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770-1775年莫斯科的鼠疫大战及其启示

1770年,莫斯科爆发了鼠疫。疫情早期,医学界对该病的诊断出现"鼠疫说"和"热病说"两种观点。病名无法定论对防控工作造成重大干扰,瘟疫愈演愈烈。大灾之年,政府忽视民生问题,人民的生活显露危机,走投无路的民众掀起了暴动。叶卡捷琳娜大帝派奥尔洛夫伯爵赶赴莫斯科救灾。他迅速开展了摸底工作,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全力解决民生问题,弥补抗疫失误。很快,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防止疫情反弹,善后工作一直持续到1775年。痛定思痛,中央政府还积极改善莫斯科市的公共卫生。鼠疫大战带来的启示,对当下抗击瘟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互文式独白:庞德《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庞德不仅是一位敢于在欧美诗坛标新立异的意象派诗人,他也是一位能够在20世纪世界诗坛开拓创新的先锋派诗人和现代派作家.庞德通过史诗代表作《诗章》充分彰显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才华.《诗章》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也具有文本对话和狂欢化的属性.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借鉴布朗宁的"独白体"创作方式,一方面呈现"独白体"与《诗章》文本风格的某种契合,另一方面借助多声部独白和蒙太奇式表达,创造性地呈现了庞德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