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在捕诉程序中的引入与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力推行的"捕诉合一"办案机制,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观点对立。"捕诉"的具体程序设置、权力运行由于受到我国目前检察权性质不明所限,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并非"捕诉合一"或者"捕诉分离"就能够力行解决。比例原则的引入就为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通过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性原则在逮捕权、公诉权的适用,完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利益侵害达到最小限度的制度预期。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     

围绕“三个一”推进“多规合一”

为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本文围绕"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和"一张总图"的"三个一"提出了针对浙江省规划体制改革的"多规合一"策略,对全国的规划体制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启示

劳动教育是大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所培养的劳动者的劳动精神风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对劳动教育理论阐述最为系统、实践最为具体的教育家首推陶行知.其主张"教学做合一",重点在"做";认为"教学做合一"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切实培养学生劳动技能;肯定"教学做合一"在增进学生自主能力、完善人格,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倡导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组织和管理."教学做合一"思想对于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真正让学生学会生活、适应社会,形成良好的劳动价值观、劳动品质,并在全社会营造践行"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生动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路径研究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被定义为纠错程序,而无论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再审的主要功能都是为被判决人保留一条救济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与控审分离原则相冲突,也有悖于既判力理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应当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法院与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是通过封闭的行政性方式进行的,当事人难以当面发表意见,而对申诉的听证化改造也并非解决申诉难问题的关键。检察机关应当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多地受理、审查当事人的申诉,为审判中立提供外部保障。     

民法总则的立法思路

作为制定民法典的第一个步骤,我国已启动了民法总则的制定。民法总则是统领整个民法典并且普遍适用于民商法各个部分的基本规则。在民法总则制定中,应该以现有的民法通则为基础,充分处理好继承、创新的问题。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以此为中心,民法总则的内容将更富有体系性和逻辑性。在体例上,民法总则应采民商合一进行整体设计和构建,进而实现民法作为私法基本法的价值理念。     

教、学、做”一致性的初中作文教学实践与反思

“教、学、做合一”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教育理论，所谓的“教、学、做合一”，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无非是“教”与“学”的一种教学方法。从内涵上来分析，“教”的方法依据“学”的方法，而“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我们无论怎么学、无论怎么教都是围绕“做”而展开。在初中作文教学中，依据“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我们不难找到现阶段作文教学中的弱点和缺陷。下面，由笔者依据“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谈一谈一致性的初中作文教学实践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