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

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薙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论晚明士风的嬗变

晚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士人价值现、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改变,出现了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这不仅表现了封建秩序已遭到严重冲击,也反映出士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禅灯梦影的栖息——论吴梅村逃禅思想的"圆形"程式

吴梅村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坛泰斗,既是一位满腹诗情与灵秀的诗坛领袖,亦是一位饱受屈辱和辛酸的屈节之臣.在"万方多难,灾祸绵绵"的鼎革之际,被迫失节的他,在求生不得、痛悔无门的生死夹缝中编织着"逃禅以求生"的图存之梦.从苦谛的纠缠、灭谛的偏激到空幻的转移及天命的回归,吴梅村的逃禅之路呈现出一种无法突破的圆形程式.     

八大山人论

八大山人以明末之贵胄而入清之后身居市廛、遁入空门：还俗后,其精神之裂变,使其心灵更趋近宁静和岑寂,其作品遂入旷古未有的博大之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与西方之米开朗基罗相匹.     

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

屈大均于清顺治七年削发为僧,此时距清廷剃发令的颁布已过了5年的时间,所以"国变"及"剃发令"的颁布只是屈大均削发为僧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原因.该文指出,促成屈大均于此年削发为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父亡,二是广州城陷.屈大均选择逃禅,一方面是希望通过保全性命来保存汉族文化的种子,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沙门不礼王者"的意念.屈大均在易代之际的生死困境中选择逃禅的取向,在明遗民中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面对国变,逃禅遗民既要面对生死困境,还普遍面临着儒释之争的思想困境,屈大均在归儒之后对儒释二家思想的辨析及对佛家思想的否定,既是对其十余年逃禅生涯的反思,也是由像屈大均这样的逃禅遗民"僧服儒心"的特殊身份和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岭南三尼与清初政局

清初的岭南，征服与复国的斗争十分激烈。尼庵也像僧舍一样，成了女遗民的避难所。本文首先回顾比丘尼制度在岭南展开的历史情况，然后逐一论述潮州望云庵日曜尼、广州无著庵今再尼和檀度庵自悟尼的事迹，最后指出尼姑史与遗民史的关系，及其在佛教史和社会史上的地位。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清初重要的诗歌理论家吴乔著有两部诗话：《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前者一直以稿本流传,世人罕知。其稿本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虽已影印出版多年,但研究清代诗学者未予重视。笔者仔细比较两本的文字与内容,断定《逃禅诗话》为《围炉诗话》的雏形,保留了吴乔早年的诗学观念。本文通过分析两本的异同,探明吴乔撰写诗话的过程及修订宗旨,指出作者诗学观念的具体演变,并对其诗学的渊源与倾向性提出一些看法。     

“一声长啸出红尘,我自谈笑超死生”--遗民诗人钱邦芑的诗心

钱邦芑乃明末清初才情卓越、颇富韬略的爱国诗人、遗民中坚。身于中原板荡、天崩地解之时，处于残山剩水之间，初则挥戈戎马，抗清复明，历经艰难，终因权奸当道，形势所趋，用世之志无法施展；再以祝发抗暴，不得已退隐山林；后因复国无门，出家为僧，耕读育人。其为人孤忠劲节，为文浩气雄文，与为世所称的药地和尚(方以智)、澹归和尚(金堡)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憾其人不为人尽知，方志史料语焉不详；其诗，学界论及尚少。透过《大错和尚遗集》，可以窥见其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