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

国内外学术界对藏区房名的研究,多偏重于对房名具有的传统社会组织的运转和分层的功能进行讨论,或是对各地的房名进行介绍和资料收集,而对房名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源起关注不够。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和在四川省康定县鱼通地区的田野调查,对于房名的文化象征意义和源起,进行初步的讨论,本文认为,房名的源起与房屋中的火塘、锅庄石有密切的关系,这实际象征了人与居住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房名之中也体现了房屋占有者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总之,房名与居住地、锅庄石的关系,实际是人与地盘神、土地神的关系,因而房名最先要处理的不是经济地位问题,也不是社会结构问题。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是在人--土地神的基础上生发而来的。     

河湟边地社会的军户家族——以西宁卫郭氏家族为个案

本文依据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对明初移居西宁卫的郭氏家族的发展历史作了初步考察,通过勾画这一军户家族在西宁卫定居、发展并兴盛的曲折历程,映射出明代河湟边地社会军户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轨迹,并对明代以来国家力量不断深入边地社会的背景下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复杂进程有更深入的认识。     

“十七年”文学生产机制的文本性解读——评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

郭剑敏专著《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对1949年到1966年间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生成进行深入的探究。著作以在研究"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生成机制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和解析这些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其所承载着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论著虽然是以建国后"十七年"中的革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方式对观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运作也不无启示意义。     

郭保林散文创作论

郭保林是有成就、有个性的散文家,也是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创作追求的散文家。他的文体自觉表现在对散文理论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更表现在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探索散文的艺术形式,守成创新,不离其宗。他以自觉的艺术实践丰富了散文范式,为散文艺术发展辟径开路,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郭保林鄙视文坛上的低迷颓败之风,拒绝纠缠鸡毛蒜皮的小悲欢,他要创造具有史诗般品格和浪漫主义精神的散文世界,创造浓墨重彩、瑰丽凝重的散文世界。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