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论《封神演义》的作者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明舒载阳刻本卷二题署“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二是清乾隆时编篡的《传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题解云:“《封神演义》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近数十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坚持陆西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这一说法,但仍缺少强有力的论据以证此说。本文一方面借鉴柳存仁的论证方法,通过《封神演义》与陆西星的著述进行文本的细读和互勘,找出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而推断出于一人之手笔;另一方面从陆西星的丹道思想中分析并推理与《封神》相同之处。     

酒能成事,酒亦能败事--《水浒传》人物情商研究之四

酒能激发人的情绪，情绪管理得如何，则取决于饮者的情商水平。透过《水浒传》中酒文化的描写，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间各个人物情商的种种表现。武松嗜酒惹是非，又因醉后打虎成英雄；鲁达两次酗酒犯寺规，宋江不胜酒力吟反诗，李逵贪杯被捉，朱贵兄弟借助酒力救李逵，真应了“酒能成事，酒亦能败事”的格言。让嗜酒者克制酒瘾，控制好饮酒后兴奋度的根本方法，还是要努力培养和提高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     

构筑精神世界的另一半——鲁迅绘画活动的精神意义

在鲁迅的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活动一个是文学,一个则是绘画,或称美术,他的精神世界,也就一半在文字中,一半在画中。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一半内容是理性的,如为人生的精神追求,对文学艺术社会性、批判性、真实性等的追求;一半内容是感性的,如欣赏的追求、娱乐的追求,甚至是半休闲半病态趣味的追求。理性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感性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其绘画活动中。     

《野草》研究二题

"这样的战士"是文化批判的战士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战士。"无物之物"是指的以封建礼教为基础的强大的封建专制文化。"无物之阵"是由被封建礼教文化浸润入骨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无物"则没有象征意义。《死火》是以意象象征的诗意化方法表现的作者的一场激情与理智的对话,描绘了作者从充满热烈的改造社会的青春激情到陷入苦闷和再次燃起激情重新投入战斗的一段特殊的思想变化历程。     

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

作者曾撰文提倡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特别关注"三而一成"为中国人文重要度数,在古代文学叙事中表现为"三事话语"、"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等。文章应用这一理论揭示鲁迅小说承古代数理传统,既"三而一成",又"错综其数",变化创新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鲁迅早年经历特别是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有关,而现代文学家受古代数理传统影响者应该不止鲁迅一人;换言之,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是能够成立和深入开展的一项工作。     

作为传记文学家的郑学稼

《鲁迅正传》从书名到内容对鲁迅均持贬损态度。郑学稼研究鲁迅是通过一个人去折射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思潮,因而该书的某些史料的运用仍有可取之处。在中西文化大论战期间,郑学稼站在卫道士的立场上反对李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使他成了守旧派。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戒严"时代,郑学稼在台湾反复歪曲、批判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类"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去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     

论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教育追求

卢作孚是深受辛亥革命熏陶的民主主义者 ,世所公认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教育经历包括两个阶段 :早年 ,以“教育救国”为职志 ,致力于川南新教育试验和成都通俗教育民众教育试验 ,奠定了他新文化传播者与教育改革家的基本地位 ;中后期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 ,推进北碚乡村教育建设和民生公司学校化运动 ,成为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杰出先驱和业绩突出的职业教育家。     

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

本文通过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以及对人生旅程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探讨两位大师的血缘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超越.     

中国近现代翻译理念、翻译策略的演进初探

作为一个大翻译家,严复有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同为大翻译家的鲁迅与傅雷也是如此.从严复、鲁迅到傅雷,翻译理念与翻译策略有了显著的演进.严复标举"信达雅";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傅雷则追求"神似"的"化境".近现代中国这一系列翻译理念与翻译策略的变革都是由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