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诗》苏轼卷辨正辑补

《全宋诗》苏轼诗卷除了据清道光刊、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录入以外,还从《永乐大典》、《诗渊》等文献中辑录一些佚诗、佚句,对苏轼集外佚诗的收集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误收、重收以及所辑不全等。对此,本文对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考察,涉及到十三首诗、八首佚句,另辑录佚句五首。     

论苏轼的两次仕杭词

杭州词是苏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苏轼在熙宁和元时期两次出仕杭州,其词作都具有清丽毓秀的特色,不同于其他时期的苏词。而两个时期的杭州词也各有其特点:熙宁时期属词创作的早期,承袭婉约词风,但高出人表,且题材上大有开拓,自有其独特价值。元祐时期则在艺术表现上日趋成熟,风格多变,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蕴藉。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赤壁赋》的叙述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关系

苏轼被贬黄州时期所写的《赤壁赋》堪称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新境界和文赋一体新高度的代表性作品。本文拟从《赤壁赋》与老庄、禅宗等的关系的角度,探讨其思维方式和叙述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建议     

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论略

雾因其变化万千的姿态呈现和朦胧迷离的意境营造,成为古往今来众多文学作品着力表现的特殊意象,而苏轼诗词中的雾意象尤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涵。以雾绘景、以雾摹物、以雾衬人、以雾抒情,苏轼的咏雾之作多面向拓展了雾作为意象符号的表意功能,使雾意象的含义更具有多义性。     

试论苏轼认同陶渊明却终未归隐之原因

苏轼一生无论居庙堂之高 ,或处江湖之远 ,皆追求心灵自由 ,达到了物我同一、高凡绝尘的理想境界。该文认为苏轼慕陶、学陶 ,作《和陶诗》12 0余首以明志 ,却始终未能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 ,归隐田园。究其原因 ,不外乎生活时代、出身背景、思想体系、入仕经历等方面的差异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情节和新的人物形象     

高丽僧人释真静与“虎溪三笑”典故

释真静生活在高丽中后期武臣乱政的年代。他通过与中国僧人和法门之间的交流,及受因苏轼热引发的北宋文化的涌入的影响,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并由此参与创建韩国高丽万德山白莲社,阐明儒、释、道本是一家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释真静为人处世的态度近于陶渊明的任真旷达;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则近于陶渊明诗歌的自然平淡,为当时华靡的文坛注入了一种新鲜风气。     

苏轼人生的基质及审美度向

苏轼人生起伏剧烈，虽非潦倒，却也坎坷异常。对此，　人们多从儒、释、道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或性格因素方面予以解释，后者失于简单，前者则　不免科学主义的倾向。将苏轼置于文化历史传统与个体的人生遭际来探究其复杂的人生意蕴　，则发现其主体人格的塑型是在人生的现实性中完成的。在此过程中，超越性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并促成了其自觉而丰富广阔的审美世界。